谁帮了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谁就会失去自己的位置 我想要“海飘”是蓄谋已久的，不属于头脑发热型的义无反顾。这个念头激励着我硕士毕业，觉得羽翼丰满了，决定到导师做董事的公司求职。这一年多来，导师给我打了几次越洋电话，让我加盟到这个公司。
2001年10月，我和女友晓浅到了澳大利亚的伦迪尔，住在导师给我安排的公寓楼。11月7日上午，导师电话里通知我，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登记注册。我和晓浅当了一个月的“澳飘”后终于有了佳音。我畅想做个高级蓝领一个月起码也得挣2000澳元，合l万人民币，一年下来就是12万，5年后……晓浅立即堵住我的嘴，说再不拦住你就成资本家了。
第二天我准备了三支笔，怕哪一支没墨水弄得自己好尴尬。其实这都是多余的，人力资源部的一台电脑专门是给新员工预备的。这里已经有我的简历和业绩文件夹，再有就是共5个页码的电子表格，计时30分钟，而且有一半是专业英语。填好了表格，我点了确认键。10分钟后，资源部主管就回复了:恭贺你已经成为公司员工。
上午10时30分，资源部主管通知我到总控部上岗。都说在海外求职难上难，没想到仅用一个小时，我就拥有了月薪3100澳元的工作。我忙问资源部主管:“请告诉我总控部怎么走?”资源部主管好像没听见，我又问了两次，他没有一点反应。我以为自己的口语不行，就把意思写下来递过去。这个叫Diwen的主管更加疑惑地看着我。在我正莫名其妙的时候，一位女职员示意我到前厅。我恍然大悟，那里挂着公司组织流程图和具体方位。
正赶上那个女职员出来，我连忙向人家致谢。女职员紧张地低声说:“千万别谢，谁帮了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谁就会失去位置。”
我似懂非懂地目送着女职员，也来不及多想，赶紧到总控部赴位。
到了总控部，部门主管正在门口等着我。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来自上海的，我们学的还是相关专业，国内的员工一般都叫她梅子。离着老远，梅子就热情地伸出手。我连忙跑了几步，梅子的手只与我的手一碰，算是示意了。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个地方，是一个紧张得让人窒息的地方。
我在电子外置屏上签了名，然后马不停蹄地跟着梅子往里走。到了7号台，梅子停下了脚步，对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国工程师说:“你现在可以到计划财务部去了。”
那位工程师先是有些发愣，可立即恢复了平静。他说，再给我两分钟，这个程序就做完了。我和梅子就在他的身后，等着他马上离开工作岗位。这个时候我有一种自责的感觉:是我把人家给挤走的，而且这种残酷就在一种平静中默默完成。
我终于坐在高背椅上。周围都是栏板式办公台，15名工程师，有将近一半的外国人，都在默默地工作。面前是两台电脑，一部总控键盘。我对自己鼓励说:干吧，这是你的天地。
中午的时候，在去餐厅的甬道上，我和那个失业的工程师走个面对面。我有点不自在，冲他谦恭地笑笑。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问我:“是从内地国企来的?”我说不是，还是个学生哪。他撂下一句:“好自为之吧。”然后就进了餐厅。
一连几天，我也没有看到导师。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把因为我的到岗，那个年轻的工程师失去了工作这件事说了。导师反问我:“他失业跟你有关系吗?把自己的心态立即调整好，否则，下一个也许就是你了。”
光有勤奋是不够的，要保住自己的岗位，还需要一种警觉
2002年1月，我到公司已经两个月了，自己觉得逐渐适应了这个快节奏、“不近人情”的工作环境。根本想不到，还有更大的“磨难”等着我。
周末的时候，周围几个工程师都在收拾东西。到了周一，总控部将近一半的工程师都没有到岗。我想，难道这些人都失去位置了?现在我已经知道，在这里工作，你只有做好工作的权利，而没有必要索取别的什么信息。可我真的有些莫名其妙，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要问一问。
下午5点，梅子正从我身后过，我就问了一句:“他们怎么都没来?”梅子的表情比我更莫名其妙，疑惑地看着我:“他们没来跟你有关系吗?他们休旅行假了，公司给每个工程师2000元的经费。”我兴奋地说:“是吗?那我怎么不能休假?”
梅子笑了:“当然可以，休假是每一个员工的权利。”
第二天我就开始休假了。我的计划是休息一周，好好地放松一下。公司没有给我旅行经费，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是新员工的缘故吧。
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晓浅买什么东西都舍不得，这里的西红柿是12澳元一斤，晓浅换算后说，这个价钱在北京能买一大筐。我就劝她，照这么计划你什么都不敢吃，那就做胃切除吧，一劳永逸。所以，休假的第一天我就买回两大袋西红柿。吃吧，无所顾忌地吃吧，凉拌、浇汁还有热烩，让她的西红柿情结一次了断。
吃了几天，玩了几天，几天的养尊处优让我觉得在海外当白领真好。7天的休假很快过去了。当我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却发现我的岗位已经换人了。我跑着去找梅子，她反问我:“公司又聘用你了吗?”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位置。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导师。导师说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你自己要求休假，公司不能因为某一个人而停产吧?导师为难地说:“一般情况下，你这种情况一个董事是无能为力的。我试试吧。”
这个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在5方股东中，最大份额是日本投资商，导师的权重属于中等。我也是遇到了不幸中的万幸―导师一直是以课题成果出资，公司一季度的新产品就是导师的成果转化。这样一来，导师说话就有了不小的力量，再加上梅子也给我进言，把我列入不懂制度的“弱智型”初犯，公司人力资源协调会终于放了我一马，使我的岗位失而复得。
有了这么一个波折，越发感到在国外工作仅有勤奋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警觉。我这个人原本属于松散型的，现在看来绝对不能稀里糊涂了，可总是高度警惕着又觉得身子发紧脑子发僵，这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当然，这不过是我海外生存的小插曲。
人情只在工作外，公司不会为你的错误买单
2002年2月25日，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早上，总调度室发过来一份合同――公司的一个新产品要进行复合实验，如果我能够担纲，填了这个定向合同，试验成功后，参与试验的工程师都可以晋级。共4名工程师签了合同。下午2点，试验正式开始。
一共是13级试验，到了下午4时30分，前9级完成得非常顺利。我是第10级主控，这是绝对不能出现偏差的。自从到了公司，这是我第一次做主控，自己紧张得手心冒汗。偏偏这个时候出现了差错――我处理错了一组数据，整个系统开始风险提示。这时候，我紧张得快要喘不上气来，满脸都是汗水，眼镜直往下滑。
我没有办法了!系统的数据正在迅速恶化。我摇晃着站起来，到邻台求人帮助。我周围的工程师都参与了试验，我们4个人是这次试验的主要成员。可是，没有一个人答应帮我，他们的回答几乎是惊人的一致:公司的制度，要求每个工程师都必须独立完成工作!
整个试验以我的失败而告终，离开公司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了。这个晚上，也是我到澳洲以来经历的第二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我准时到公司上班。一切还像以往那样紧张而有序，没有人问候你，甚至没有人多看你一眼，你坐在工作台前，还能像以往那样工作。这种平静让你觉得特别压抑，让你感到山雨欲来的那种崩溃―你不是要倾诉吗?那谁会坐在你的面前?我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该做什么了―必须接受试验失败赔款，在一天之内到计划财务部备案。我在公司工作了4个月，l万多元的收入只是赔款额的七分之三，这笔昂贵的学费就这么给你下单了!当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刚到澳洲的那份激情被喷灭，曾经不错的情绪被一点点地撕裂!这是个什么地方?没有相助，只有刻板冰冷的制度。这时候，我立即有了离开公司的念头。逃吧，还可以一笔勾销赔款。
我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闯祸的事告诉了晓浅。她低着头沉默了半天，过了一会儿眼泪就滴到我的手上。她强作欢颜地笑了笑:“这里的西红柿我已经吃腻了，没关系的。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国……”
晓浅喃喃的一句话，让我潸然泪下!
可是，半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有了新感觉。3月10日，是晓浅的生日。当天早晨我回到公寓，发现礼仪公司的人正等在门外，他们说要布置房间。晓浅告诉我，昨天公司来了一个主管，留下了1000元钱的贺礼，其他的所有环节，都由公司聘用的礼仪公司代理。
自从到了这里，最倾心、最劳心的事情就是工作，就连和晓浅晚餐后的散步都变成了深山老林盼太阳的一种奢望。没想到铁板一块的公司居然还懂得这样的人情世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忽然想起，每个月的月初，公司都让员工填写表格，你认为会影响工作的，家里的所有困难，都要明示。公司的做法是:能为你解决的个人问题，都要解决。在工作的时候，你就不能提出别的――工作中无人情，人情中不工作，这就是我的感受。
到了2002年的今天，我在公司工作刚刚半年。因为那次事故的赔款，每月还在我的“一卡通”中减少。严格地说，这几个月来我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只有教训，还有公司的另一面――你不经意中感到的那种硬邦邦的温情。如果离开公司，按规定我可以不支付赔款。可是，我终究没有选择离开。因为，我不想逃离。
喜欢工作是喜欢你自己的一种方式。对初涉海外职场的人来说，应该有一点韧性的。你没有倒下，就值得给自己鼓掌。
（蓝丽娴摘自《深圳青年》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