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小说，有如前人所说的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只是我辈后学腹笥太俭，多不能知其用事来历，所以于钱先生的匠心独运，在领会上便打了折扣。数年前，有学者专就《围城》一书考证钱先生小说里的典故，惜乎可喜的创获不多，对读者的帮助也殊为有限。我自己读书寡陋，更无资格饶舌，冒充解人作“郑笺”，不过平日偶有所见，曾随手记诸简端，今摘出聊为谈助，以当“写在钱钟书的边上”，或亦如钱先生妙译所云，“小遗于大海中，当不无小补”。
在《围城》第三章，钱先生写了几次聚会，其中一次，董斜川说旧体诗，极有解颐妙语：“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董斜川的原型，是钱先生的好友冒效鲁，但是这一段话，不过是钱先生的雅谑，未必真是冒的诗学见解。因为所谓“三陵”、“四山”，亦有来历，既非钱先生杜撰，也与冒氏关系无多。张佩纶《涧于日记》（壬辰上）云：“《随园诗话》载王楼村先生诗学‘三山’，谓香山（白居易）、义山、遗山也。晦若（于式枚）因之改香山为虞山（钱谦益）。余皆不以为是。余亦有‘三山’，则义山（李商隐）、半山、眉山（苏轼）耳。香山与义山太不类，遗山亦不足学，由半山以溯昌黎（韩愈），由眉山以规李杜，此学诗之津梁，通唐宋之界，而上无晚唐波靡之音，下断西江粗直之派，则亦诗之中流也。”张佩纶所说“三山”，虽本诸袁枚《随园诗话》（见卷九），但具体之人颇有变更，这自是其诗学不同所致。《谈艺录》（补订本）第八十页云：“近人张篑斋（佩伦）笃好荆公（王安石），至以半山配义山、眉山为‘三山’。”这当可为《围城》之笺。后来汪辟疆论诗，又受到张说的影响，更添为“六山”，其《读常见书斋小记・六山》云：“白香山，真挚；王半山，深婉；李义山，缛丽；陈后山，孤往；韩玉山（韩�），凄咽；元遗山，精警。予尝谓学诗必寝馈唐宋，自李杜王韩苏黄而外，尚有‘六山’。必精研熟读，方足以博其趣而抉其微者，即此‘六山’是也。”钱先生所举的“四山”，没有超出汪说的范围。据此，我似可来个“大胆判断”：董斜川虽主要用以影冒，可也夹有汪辟疆的口吻。钱先生在《石语》里，就曾提到过汪，说彼此见过面、有过交谈。当然，汪辟疆诗学属于同光派，是亦步亦趋追随陈三立的，不过其于唐宋诗之间，也还未此疆彼界，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应该提醒的。
而所谓的“三陵”之说，则始发于胡汉民，见其《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友人吴念庵先生告。参见刘衍文先生《寄庐茶座》第248～249页。又，近人屈向邦《粤东诗话》卷一，亦载此，可见胡说影响）。
在那几句妙论之前，董斜川还说道：“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这也不是董的臆造，而是那时候老派人的公认。如张慧剑《辰子说林》即云：“故诗人陈散原先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口气何其相似乃尔。又汪辟疆《展庵醉后论诗》云：“散原能生，能造境。能生故无陈腐诗，能造境故无犹人语。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推挹程度更过于董。至所谓“陵谷山原”各家，大都是晚清诗人“挂在口边”的，其中只有“二谷”之昌谷，在老派诗人那里，不算得怎么时髦，也许是钱先生自己喜欢，顺手拉来凑个数的。
大家在等苏文纨来时，董斜川“要了一枝秃笔”，埋头写自己的得意佳句，其中如“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是本冒效鲁的《还家作》：“妇靥犹堪看，儿啼那忍嗔。”（《叔子诗稿》）似乎已有人指出了，但不免有所误解，把董自赞的“上句梅圣俞，下句杨大眼”照搬过来赞冒诗了。其实冒诗的下句虽是同样说到“儿啼”，但同“杨大眼”不相干。所谓“杨大眼”，典出《魏书・杨大眼传》（略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意不过“李逵姓名吓止小孩儿啼哭”。又如“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两句，刘永翔先生曾告我，是本诸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卷六《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
但是下面这两句“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似尚未见有人提及。方鸿渐“没有读过《散原精舍诗》”，感到不解，心想：“‘数子’明明指朋友，朋友并非小孩子，怎可以‘提携’？”“数子提携”云云，照我的个人揣测，应该是蕴藏了散原诗本事的，即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所云：“立秋后一日，陈士可毅招同樊山、笏卿、子封、实甫、君立、鸿甫、治�，燕集宣南畿辅先哲祠。实甫言伯严在武昌，重九日张文襄（张之洞）招同登高，伯严（陈三立）有诗，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也。余言伯严早以此事告余，笑文襄说诗之固，‘领元老’岂吾领之哉。”此事，为当日诗坛一大公案，如樊增祥《广雅堂诗跋》（《樊樊山集》）、由�龙《定庵诗话》卷上、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皆载其事首尾，而复言之津津。后来吴宗慈撰《陈三立传略》，钱先生的老师、植物学家胡先�，犹且抵书与之讨论，云：“（散原）先生诗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领之，其胸中浩然之气可想。”仍蹈张之洞之误而不知。钱先生小说带及这个轶事，用意是开散原诗的玩笑，因为散原老人的诗虽被董斜川称为“五六百年来第一”，但钱先生于其诗却是很不喜欢，批评说“以艰涩自文饰”。陈诗的题目为《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节庵兵备》，见《散原精舍诗》卷下，末句作“下窥城郭万鸦沉”，当是最后的定稿。而董斜川诗的另外两句：“秋气苏身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似乎就摇曳着陈诗的影子。
董斜川所提到的樊樊山（增祥），也是光宣诗坛的一大家，董说了他的一个笑话是：“光绪初年做京官的时候，有人从外国回来，送给他一罐咖啡，他以为是鼻烟，把鼻孔里的皮都擦破了。他集子里有首诗讲这件事。”这件事确非子虚乌有，不过时间有些不对，并非所谓的“光绪初年”，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送者也不是“从外国回来”，而是樊山的老朋友袁爽秋，即那个因谏而被慈禧所杀的袁昶。樊樊山的诗，题目叫做《爽翁惠咖啡余误为鼻烟》，见《樊山续集》卷十，全诗云：“苦说茄菲是淡巴，�香误尽勇卢家。也如白雪楼中叟，不识人间有�茶。”自注：“李于鳞按浙，徐子与致�茶，李嫌叶大梗多，以赏皂役。”按诗题的“爽翁”，即是袁昶，袁字“爽秋”，故云。樊诗里所说的“勇卢”，是“鼻烟”的代指，“勇卢”一词，见于《太平御览》卷八八一引《龙鱼河图》：“鼻神名勇卢。”而用之以代指鼻烟，则始于晚清赵之谦《勇卢闲诘》，其书收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想来樊诗用典必出于此。“白雪楼中叟”，则是明代“后七子”的李攀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李所以构“白雪楼”，是因王世贞赞其诗文，“比之峨眉天半雪”，所谓“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云云，李遂居之不疑。李攀龙的自负也是出了名的。
小说里的褚慎明，是影射钱先生的同乡，即曾研究相对论、且与爱因斯坦真通过信的许思园，这是喜欢“钱学”的人都知晓的。钱先生据此添枝加叶，说褚慎明“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惹得他们“高兴得跟疯子一样”，“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又说“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这一段里所写的情事，颇似传说中林徽音之所为，据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云：“不久，林女突来一电（与徐志摩），内容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电对吾多多有以安慰，使吾略得温暖云云。志摩得电后，大喜欲狂，即写了一长电，情意缠绵，以谓可得美人青睐了。次日即亲至电报局发电，哪知收电报之人忽笑谓志摩云：‘先生，吾今日已同时收到了发给这位黛微丝的电稿四分了，你已是第五个了呀！’志摩不怿云：你不要胡说，这女士只有本人一个朋友呀。这收发员遂立即出示其他四人电文示之。志摩一看，天啊，都是留美的四个老同学也。志摩气极了，即持了林之来电去询张似旭，你为何去电的，当时张还以为志摩得了风闻，故意去冒他的，坚不承认。志摩乃出林电示之，张大忿，亦出原电示之，一字未易也。于是二人同去其他三人处询问，都是初不认承，及出电互相同观，应是一个稿子也。五人大怒，遂共同签名去一电大骂之，与之绝交了。”陈氏此文所记，也未必全然可据，且钱先生也肯定没有读过，但我想林夫人的轶事流播人口，钱先生当不致无所闻，而且其《猫》中更是影射了林，那么把林的一个轶事，变化之而写进自己的小说，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在影射当代名人最多的《猫》里，所涉及的文坛学界名流，除林徽音、梁思成外，还有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等，而爱默父亲的那句格言，更是借了林语堂的俏皮话。爱默的父亲，“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林语堂《自传》第九章《论幽默》说：“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用这个笑话，似乎也暗示了爱默为“林女”。林语堂的这个笑话，虽然“已经传遍了世界”，但论及《猫》一文，尚未见有人提及。爱默的父亲是“前清遗老”，照那时遗老的脾气，免不了满腹牢骚，但是，他虽“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却“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年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遗老值得一做”。同为晚清遗老的陈曾寿在钱先生写小说那时，也曾做过一首诗痛骂此类情形，题为《闻近日求人书者，以进士为贵，戏作一绝》云：“北江著论妙机锋，院体山癯本不同。树倒已无堪蚀叶，书空犹自见青虫。”所谓“树倒”云云，自是指清朝之亡，而所谓的“青虫”，则是唐人骂进士的话，详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猫》里的陆伯麟，影射周作人，也是明显不过的，介绍陆的兴趣那一节，几乎可看作知堂的“漫画像”。钱先生在《与黄裳书》中称赞黄的文章，曾拿知堂文字来作比，说：“深得苦茶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似可拿来和此节参印。知堂所喜浏览的杂书，在钱先生的眼里，也许不过“奇零小册”，无当大雅，所以，陆伯麟恭维爱默时，便会说：“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像妲己，古文作黑且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话中不无讥讽知堂耽读冷僻书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