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出版家的行列里，张元济先生(一八六七――一九五九)是屈指可数“开辟草莱的人”之一。他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的诸多建树，已永彪史册。可惜多年来没有他的传记问世。令人欣慰的是，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后，去年四川又推出了题为《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的张元济传。两种传记各有所长，对照着读，倒正好互为补充。
王绍曾先生，一九三○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专攻版本目录学，进商务印书馆后一直跟随张元济先生校史，感受很深。他的这部书，是在一篇论文的基础上改写成的，全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了张先生整理出版古籍方面的卓越贡献，材料丰富，分析精辟，如数家珍。而对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树，论述较为简略。四川版弥补了这一缺憾。作者占有资料较多，广征博引，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传主不平凡的一生，但十分遗憾，“建设者”的形象在书中并不鲜明。如作为张元济先生主要成就之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川版远不及商务版介绍得详尽。
张元济先生早年投身戊戌维新，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的出发点。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他上书光绪，提出了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的推行新政的办法。有些意见，极为大胆。如融满汉之见，裁减冗员，“整圜法”(改革币制)、“重商权”(保护私人资本)。他还特别指出，官办工商业及官督商办弊端大，力主民办，并兴“商学”，以在“商战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些激进主张，在当时变法大臣中也是不多见的，应该充分肯定。而四川版对此非但没有展开议论，作者还认为上书光绪言事，“难以理解其动机”，“他的动机实在是个谜。”(第22页)理由是，在此前张已感到变法局面要变动，再上书似乎就不可理解了。这未免有点武断。张先生早在光绪召见时，发觉有人窃听(四川版没有收录此细节)，就有所预感。但救亡的责任感和对光绪的信任还是驱使他上书痛陈变法大计。奏折一开头就说：变法“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习，欺罔蒙蔽，毫无朝气。”而“外患内忧相逼”，“为变法正本清源起见”，才“冒死上陈”。这正符合张先生鲠直无畏的性格，无所谓“谜”。
张先生的名字是与商务印书馆紧密连在一起的。当年他辞去南洋公学职务而加入还是弄堂作坊式的商务，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变化。四川版传记对此的分析颇有见地，是我们认识张元济从此以出版事业为他终身活动的关键问题。从维新派的“英才教育”，到“设学堂当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必重普通”，“必先初级”，即教育普及的思想，是一大进步。张元济顺应历史潮流，主持商务出版了大量教科书、辞书，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忠于职守，严以律己的精神和认真、俭朴的工作作风，两种传记都有记述。读来十分感人。
关于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问题，两种传记记述均不够完整，互有龃龉，有的明显错了。准确地说，四川版两说并存的第一个说法(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是对的。
东方图书馆被毁时，有五百多种善本书因先前移藏金城银行保险库而得幸免。这些善本书是什么时候移出的呢？四川版说“一九二四年”(第170页)，商务本说是“一九二七年”(第38页)。各自所据何本，都未注出。笔者认为，后者是可信的。因为东方图书馆开馆于一九二六年，涵芬楼所藏古籍随同转入。此前的一九二四年，也似无“政局不稳”的情况。
传记作品讲求资料考证的曲达旁通而又弗枝弗蔓。象张元济这样一位近代名人，从清末到新中国，历史跨度大，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各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商务版由于集中论述张先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心倒突出，只是内容欠丰富。四川版有许多史实考辨文字，尽管有些颇有所见，但篇幅似乎太长，给人以枝蔓之感，有的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关于《东方杂志》，作者认为，“期刊当初主要是为中日关系而不是宣传立宪”，力辩杂志是立宪派“重要舆论阵地”的说法。其实，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正是当时立宪派的主张。怎么不能讲《东方杂志》当初曾是立宪派的“舆论阵地”呢？这样说，并没全盘否定杂志的历史作用嘛。
四川版行文中纪年使用不统一。商务版统一用阳历，民元前用括弧表明清年号与阴历日期，这才是通行的科学的用法。四川版资料出处笼统一笔，有的还未列入书目，似欠妥。作为一部人物传记，所涉材料还欠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也不够多，是这两种张元济传的共同不足。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王绍曾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第一版，0.73元；《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汪家熔著，《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