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九期《有关配猪的文化抢答》(尹吉男文)肯定会引来一片读者的抢答，因为，不光“在今天，确有一些无视文化规则的‘爷’们和‘款’们，遵循的正是纯生物学的原则”，还确有一些重视“文化规则”的文人，也将人身上生理和性欲的因素放置于“文化规则”的首位，因此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的一些“人”们想逃避不适而又冷漠的历史氛围，躲进动物生活的机体温暖之中。尹文借徐冰猪于“一大片书堆里”性交的作品提出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尹文引徐冰的构思言：“……把这种原始的、动物性的(最正常的)行为换到一个所谓的文化的环境中……这本身就很荒唐。”诚哉斯言。但“荒唐”者不是猪，也不是“所谓的文化的环境”，而是能感觉出“荒唐”二字的人：他们用左手去拉右手，想把右手拉到左边来，结果是在那儿打着圈。希腊国家的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衰竭时期、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贵族制的崩溃时代，以及中国的明末，都出现了追求生理享受的情况，应了历史有惊人地相似那句老话。
巴赫金曾就此分析道：“当这一或那一社会阶级处于没落时期并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时，其意识形态就开始再三重复和百般变换说法来强调：“人首先是一个动物”，以便“一晌贪欢”，导致“梦里不知身是客”。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发挥：新兴社会阶级为了进入历史舞台，其意识形态也会强调人的生物性作为瓦解传统、重新评价世界和历史的整个价值的手段，因此，忽视亚里斯多德公式的第二部分(人是社会的动物)的时代必然会产生。
我赞同尹文引徐文中的这一句：“有价值的是：人安排了猪的环境改变，却使人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因为――
人毕竟不是猪，他多少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尽管它反感占霸权地位的文化，而猪对他所认同的文化也是照勿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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