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熟人，包括我，在得知余虹自杀的消息以后，第一个念头都是他为什么自杀?是什么事情使这个事业如日中天的人走上不归之路?余虹留了遗言，他说，他的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这一说法断了所有探究余虹自杀原因的念想。他在正午，选择从几十米的高空坠落，这种方式决绝而没有任何余地。
这是余虹的方式。这像余虹的方式。
而后，许多人在猜疑，他是不是有抑郁症?是的，冬天的确是抑郁症的高发期，这个病症的最后结果往往是自尽。
我想了好多天，满脑子都是余虹在讲述他思想时那种浑身发光的样子，还有他时不时轻蔑一笑的神情。我这几天每天读一篇他深奥难懂的文字，我在试图理解他的选择，或许在一个瞬间我可以说，我真的能够理解他的选择，我争取慢慢讲述这种理解。我甚至顾不上我的这种臆度对余虹来说是理解还是残忍，我欲罢不能。
那个二十八岁就谢了顶的同学
认识余虹是二十六年前，我们一起走进了川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我是从本科接着读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一个小孩；他是工作了以后来读的，算起来，那年他也才二十八岁。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的这位同学的时候，我还是狠狠地吃了一惊。算年纪，他只大我五岁，可是已经完全谢顶了。他的头型很酷，瘦削坚挺，轮廓分明，谢顶谢得很决绝，谢得很亮堂。用所谓的“面相学”来说，印堂亮的人一定会有光辉的前景。当时我们并无暇去设想余虹的前景，只是觉得，二十八岁就谢顶的人，他的那个与众不同的头脑里一定存放了与众不同的思想。
果然，他在川大中文系很快地横空出世了。他一定是横空出世的，走到哪里都一定是横空出世的。因为他只要一发言，他就横空出世了。
我从小听惯了各个阶段老师那种四平八稳、与己无关的讲解。在这种文化里熏陶出来，我们学习的时候其实一直和寻求的东西很有隔膜；至少那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地打动我，它们只是课程而已。但是当余虹高声发言的时候，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他讲述的观点是出自他的血肉心灵，会一下子拉近你和所谓“学问”的距离，觉得它们是和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东西，突然间第一次想去探究学问，就像想去探究自己的身体一样。
他发言的时候，眼睛发红，脑门更亮，声音很高。后来我发现，他无论是在什么场合，只要进入了他的状态、表达他的思想时，总是激情澎湃，既是深思熟虑以后的表述，更是血肉感受的抒发。我还很清楚得记得在川大校园东边角落那座被绿树掩映的旧文科楼里，在一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他的一次表述。我记得他的声音、他的神态。他说：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解不开的矛盾体。一方面，他的意志、他的欲望是无限的，他的心中需要一个可以纵横奔驰的旷野，他的心灵有神性赋予的高贵和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人的肉身又是有限的，因为人来源于泥土，他有凡夫俗子的一切苦恼和恐惧。而这两者在人是永远无法协调的。所以，人生的悲剧是谁也无法摆脱的宿命。
他接下来的神情我永远都记得：脸发红，眼睛也发红，脸上有常人没有的通透、无奈和坚毅。他说：人只要真诚地面对人的境遇，他就会有如I临深渊的感觉。他无法摆脱，他在劫难逃。在他看见这个宿命、看见这个悲剧的时候，他往前走一步就会毁灭，可他并不退缩。就在那一刻，崇高感就诞生了。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在余虹那个谢了顶的头颅里燃烧着的思想，其实浸入了他的血肉。他做的学问，与其说是学问，不如说是他的热血。他就是这样较真的人，一直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突然之间理解了他走向那条极端道路的必然性。
我曾经看见过一张余虹少年时候的照片：瘦削柔和，目光温暖，头发乌黑浓密。我没有敢去追问余虹在什么时候落了华发，只是听说，他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童年和少年：远离四川的父母，投奔到湖北的亲戚家，少年的余虹喜欢域画，对一切艺术都很敏感。可是命运多舛，他没有能上他理想的大学。他来川大读研究生，是在湖北一个师专工作了几年后才来的。但是，谁又能阻挡他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便走入了中国学术界的高端呢?
其实，我一直对他什么时候在广东读了博士、在上海进入博士后工作站、从海南到北京人民大学、当会长、带博士这类的事情不是最感兴趣，而对他的少年焦灼、青年哲思、中年奋进、壮年沉稳，以及这背后一以贯之的深邃运思和自信坚持感佩万分。
听同学说，他的一头黑发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的。我们无法体会那些雨夜当中余虹的焦灼和伤感，我们只看到了那个华发早落、少年老成的余虹。
那个孤傲冷峻的青年学子
谁能想象，对人生存最本质的问题有如此眼光和情怀的人，只足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那个时候，他很狂，真的很狂，他真的目中无人，甚至对他的老师。
研究生的课程常常有课堂讨论，一般是老师出一个题目，在讲了概要以后，让同学们发言。这个时候如果轮到余虹发言，课堂的主次秩序往往要发生逆转。余虹发言的时候，声音高亮，激情澎湃，基本上就是在给大家、包括老师上课。有一次我到文科楼取信，距离恐怕有几十米，就听见了余虹在高声说话。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一定是他在发言，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他在和谁吵架。
记得当时他的导师石璞给我们上古希腊文艺学的课程。在课堂上，石先生给我们作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析以后，要求我们条分缕析地把两位先哲哪些相同、哪些不同作一个比较，作为作业要求一周完成。下课回到寝室，余虹说，这个作业无法做，两位哲人哪些相同、哪些不同，这不是可以条分缕析的事情，他们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钉足钉、铆是铆的那股劲儿，和所有的同学都不一样。只要是余虹认定的道理，如果发生了理解的不同，就算那个人是老师，余虹也绝对不会退让，由此还和一些老师发生了抵牾。
与他激烈的发言相反，余虹也有十分安静的时候。他走路很慢，常常长时间一言不发，眼睛里常常有无法言喻的忧伤。有一次，我们去银厂沟玩。那个时候的银厂沟远没有现在出名，在校园里待久了的我们，在山沟里一个劲儿地撒欢。到了晚上，我们在河滩上野炊，大家带了肉，带了铁丝，本来准备就在住地的天井里用灶房的柴火烤来吃，可是余虹执意要到河滩上去烤。大家拖着东西来到了乱石满地的河滩，四下一望，没有柴禾，怎么办?余虹突然之间像顽童一样和另一个同学悄悄地跑到一个农民家房檐下去偷了不少柴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河滩上架起了一个篝火，玩到凌晨才摸黑回到小旅馆。
这是我们读研时唯一一次远足集体活动，也是唯一一次疯狂玩乐。第二天早上天亮了，由于昨晚太疯狂，我一夜兴奋没有睡好，很早就起床走到河滩，想看看昨晚我们疯狂的河滩是个什么模样。远远地，我看见余虹孤零零地站在河滩上，在一堆黑乎乎的木炭以及乱石、河水面前发愣。这个面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直到现在都可以随时清晰浮现。昨夜里的疯闹和今天早晨他孤独的身影和冷 峻的眼神，让我感到，我们周遭的一切，在余虹的眼里和心中，会呈现出另一番感受。那个感受很深，深不可测；那个境界很冷，很孤寂。
脚下的乱石和身边的激流似乎在诉说和预示着什么。他在凝思什么，我不懂，我只感觉到，他与众不同。
那个深邃运思的青年哲人
进校的第一学期，他就非常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海德格尔。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有所有汉语翻译过的海德格尔的原著，还不满足，他还要看外文版的海德格尔。那个时候，他和我住两对门，我寝室里有一个外语天才秦伟，余虹的外语也很好，心高气傲的他有的时候还要来请教秦伟一些外语的问题。
我可以想象，海德格尔的原著是很难啃的；但是余虹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天天在那个小小的桌子上研读。
然后，他给我们讲海德格尔。我那时似懂非懂，但至今却依然记得一些当时的情景。他说，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哲学”，说到底就是研究死亡的，把死亡弄清楚了，哲学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
当时我以为，这仅仅是余虹的学问，现在我才知道，余虹从来就是把他的思想、他的血肉、他的情感和他的研究、他的学问交融在一起的。
和尼采、叔本华相比，海德格尔的思想更深邃更鬼魅，余虹说，海德格尔有一套自己的词语系统，简直应该有一本专门的海德格尔的辞典，来解释他的一个个让我们这些在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上与之完全不同的人无法理解的概念，如“在”“此在”“向死而在”“先行到死”等等。
余虹钻得很深，他有一种天才般的把握能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上路了。他好像在感受力和心灵方面和海德格尔有不期而遇、一拍即合的痛快感，要不然他怎么会那样有滋味、那样有找到心灵知音一样的快乐。
当然，他不仅仅看海德格尔，他对和海德格尔气质比较一致的人都有兴趣，都在贪婪地涉猎。说起克尔凯歌尔，说起尼采，说起荷尔德林，说起《恶之花》，说起《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他都有滔滔的言辞。
后来，他确定了他毕业论文的内容：海德格尔早期的思想。我好像还大概记得他论文的题目，叫《海德格尔的“诗”与“思”》。
他把他的硕士论文很当一回事，在没有作好准备之前绝不轻易动笔，在期限已经快到了的时候，他还在研读思索。记得大概只有很少的时间了，他才动笔；而按照他的计划，论文要写十多万字。记得那段时间他真狠，一天写一万字，当然是手写。他的字很漂亮，字很小，每个字像刀刻一样有力。后来，他的这篇毕业论文出了书，那个时候，我们年级的二十多个同学中，硕士毕业论文出书的只有他一个人。
从海德格尔开始，余虹开始了他的学术路程，也开启了他的心灵之路。这个以研究死亡为哲学出发点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余虹，是不是有一种天意的预示?这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余虹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他对死亡意义的思考不是常人理解的。
余虹在平时讲述中最爱用的一个词我觉得是“godish”(神性)，他后来的思路当中，一切的基础都离不开这个，包括他后来在《南方周末》上写的那篇著名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以及《一个人的百年》，其中都包含了他一贯的思路。他特别警惕脱离了神性的个体意志，对人本主义一直都高悬警惕之剑。
他迷恋的境界是海德格尔的“诗意真实”，是一个“人神自然共欢”的理想境界。他在看了雅典奥运会以后，很兴奋地写了一篇文章，对希腊艺术家在开幕式当中表现出来的“入神自然共欢”的场丽很赞赏，才华横溢地对此作了很精彩的描摹和论述。他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有极其细微的分析力和宏大的洞察力，写出来的文字自然厚重而博大。他能够把普通人在心目当中隐蔽的东西，一层层地发掘出来。以他深透的理解和对复杂精神世界的精细体悟，他往往能够打开人心中隐藏的情感；而那些隐藏的东西是人最本质的东西，因为真实而贴心，因为隐藏而陌生，一旦被余虹精粹的语言把一切洞开，会有让人突然间热泪滚滚的结果。
好多年以后，他有一篇《我与中国》的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在余虹坚持的个体主义立场上看来，在那些让学者们唾沫横飞的宏大问题之外，还有“我”的个体、“我”的血肉之躯，但这被学者们抛在了一边，或者，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地逃避。
余虹说，不管多么热闹地讨论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或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那个中国离“我”都非常遥远而飘渺，因为“我”是“中国”的肉体与灵魂，没有“我”在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空壳。
他有一段，论述到古代人，包括帝王，其实都不是以个体的“我”来参与政治，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的人”，而是一个道统的传承工具。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当中，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政治权力是从来没有在国家框架里面建立起来的。即使是帝王，也不是以一个个体的“我”来实现他的政治，而是以一个皇权道统的身份来实现一种非人的统治。老百姓被教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其实是只要求匹夫担当关心它的责任，而从来没有给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权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铁肩担道义而不知道他有质疑天道的权利。
这些文字，是余虹最近几年说的，但是我却可以从这些文字当中，很清晰地看到余虹思想的脉络是一贯的。
余虹肯定没有兴趣去参与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他所发现和坚持的立场，常常是一些人宏大的论述中缺失的部分；但是余虹一直认为，这些大家忘却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大厦建立起来的根基，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我”在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空壳。
余虹的话语很硬。这种硬，我不愿意看成是余虹的忧愤，更愿意看成是提醒。余虹这样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生活在切肤之中国，而“我”却好谈与我关系遥远的那个中国，这个“我”怎么啦?这个“中国”怎么啦?
那个归来的温厚长者
研究生的三年轰轰烈烈，而后我们各奔东西。对我来说，不习惯的是读研的三年，我和余虹是乒乓球友，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几乎天天打球，他走了，我再没有这样一个水平差不多的球友了。
我工作了，早就把读研时被灌输的做学问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但余虹却一直在这条路上，继续读书。他先在暨南大学读了博士，后来又在复旦大学进了博士后工作站，还经常到国外去做访问学者。
那以后，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直到毕业差不多十年以后，他来成都看他母亲，老同学才又重逢。
我那次的印象中，余虹变化非常大。他没有了川大时候的固执和激烈，变得平和多了，甚至连脸上的线条都由坚毅变得圆润。那次我们去吃了火锅，他要求见了很多同学，其中有不少不同专业的同学，我相信在学校的三年他都没有和他们说过两句话。现在他变得非常温和敦厚，和同学们谈笑风生。记得那次还谈到了萨特，他甚至还说，萨特的思想其实和当时当地的政治密不可分。我当时就很惊讶，这样的话在川大读 书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说的。只能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和社会融合的人，是一个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了。当时他好像是在海南大学当文学院院长。以前那个壮怀激烈仇视社会的余虹不见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余院长。
当然，他还是送了一本他的学术著作给我们，我也知道，他的学术之路肯定也是不会停止的。
又是近十年过去了，他再次出现在成都，是为他的导师石璞过百岁生日。同学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余虹坐在我旁边，他胖了一些，说话声音远没有读书的时候大。大家很快乐地吃喝着。散席以后，我送另一个大师兄回宾馆，他让我写一本川大岁月的书，纪录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情和痛楚。我那次还写了一篇博客，很感慨地说：他们这伙当年中国最敏感的知识分子如今变得两鬓斑白，来到成都以后，晚上没有去当年最喜欢去的阴暗酒吧，而是去了市中心的天府广场，然后还去了灯光鲜亮的春熙路……
后来，和余虹的一个学生王长才交谈，王同学给我描述的余虹让我多了很多感慨。他所接触的老师余虹和作为我同学的余虹之间，似乎有一道沟壑，这边是当年我印象当中那个冷峻不屑的青年余虹，那边是一个温暖关爱的好老师余虹。王同学说，余虹为了他的学业和前途，操了好多心，热情推荐他到成都一所高校任教。王长才到成都试讲的时候，余虹特意请川大的一个老师陪他熟悉成都。试讲的当天，还发来短信询问准备的情况。王长才终于被那所学校录用了，他离开北京来到成都，余虹还提前帮他安排住处。后来余虹来成都讲课，每次和朋友聚会都要特意叫上王长才，介绍他认识成都学术圈里的朋友，希望他早点适应成都。
是的，我熟悉的余虹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余虹，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父亲了，但是为了学业，他和儿子余川聚少离多。到了余川成人即将出国留学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余虹一个字一个字地为他抄写了好多菜谱。当时的余川觉得父亲有点迂腐，这样的菜谱一上网都可以搜索到；可是后来的某一天，儿子余川在一个瞬间就明白了父亲的拳拳之心。
那个我们永远都无法追得上的余虹
2007年的夏天，余虹参加完石先生百岁寿辰以后回到北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我经常给他发短信，催他开一个博客，把他的文章放在上面让我们学习，尽管我觉得我可能看不懂了。后来的一天，余虹给我发来短信，说，他开了博客，还把博客地址发给了我。那条短信直到现在还在我的手机上。
我们经常联系。大概是11月初，看了《色・戒》以后，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说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色・戒》评论，希望他能写一篇。他给我回了两个字：好的。我和周丽的人欢欣鼓舞。
12月3日，他出事的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在一个月前他答应了我托他的一件事情，我准备要再问问情况，电话通了，没人接。我没有在意，发了一条短信，也没有回，我又给他发了封电子邮件。
据说，他出事的前一天，电话就关机了，我是最后几个给他电话还通了的人……
出事以后，我给他的同寝室同学老朱去了电话，问，为什么?老朱说，真的不知道啊，其实他这个人骨子里面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变。老朱说，他在石璞先生寿辰以后还给余虹说过，让余虹不要把学问和自己的生活合为一体、不要当尼采。
可是，老朱说，余虹比尼采走得更远……
余虹的用思很深，但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一个要用自己身心血肉去体验的人。他虽然没有写诗，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思想他的学问其实都离不开诗，就像他学术的启程之作一样。
他有很多诗人朋友。在川大的时候，有一个很敏感、成就很高的诗人晚我们一年考进中文系。他常常不来上课，因为他迟到了就不敢推门进教室，而和余虹谈论起诗歌的时候，却可以滔滔不绝地聊一个通宵，他很崇拜余虹，余虹也很推崇他的诗歌。在余虹的世界里面，诗歌、爱情这些东西才是可以达到他“诗意真实”境界的通道，现在我才知道，除了诗歌、爱情之外，还有死亡。
他的这个“诗意真实”，不是真理，不是理性，更不是个人意志；而人一生下来，就远离它。余虹特别爱举例说，人的状态在尼采来说是“兽栏”，在福柯来说是“荒野”。他认为人的境遇就是对“诗意真实”或者和“人神自然共欢”的远离，就是灰暗的、没有诗意的、机械复制的，或者自我膨胀的生活。
余虹甚至对宗教也有一种警惕。尽管他的许多讲述、他的许多出发点有很多宗教之爱，但是他绝不是狂热的教徒，他的骨子里有一种更为深邃的思想。因为他研究的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者，都是在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以后的背景中出来的思想者，他们对人本主义的批判绝不会简单地回到宗教。
我永远都赶不上余虹的思路，他在进入思想界的时候，就已经是站在否定众多前辈思想者的基础上了。往往，我们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思辨以后达到的思想，早已经被余虹所达到的思想否定。他绝不会像文艺复兴时期时候的大写的人那样，像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那样地宣称，他发现了世界的本质。余虹从来不用这样的语言，他倒是喜欢用“让真实显现出来”这样的说法。而“显现出来”的路径和过程，却复杂而艰辛，需要的不仅仅是思想的锐利，还有血肉的体验，这个过程中还有更多的隐秘被我们自己遮蔽。
我知道，余虹一直在这条路上，这是一条归家之路。家在哪里?家在大地，家在“诗意真实”。我知道，对余虹来说，归家之路的途径有三条：诗歌、爱情、死亡。
余虹经历了诗歌，余虹经历了爱情，余虹最终以飞身奔向大地的姿态，完成了他最后的路程。他终于归家了。在这个最极端的方式当中，我看到了余虹毕生真诚以求的那个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