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台湾大学作过关于尧文化的讲座，主人安排我观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我去过不止一次，那琳琅满目的珍宝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在那儿我得知，更多、更珍贵的文物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于是去台北故宫赏国宝早就成了一种愿望。当愿望变成现实，置身于众多的国宝之中，我禁不住心波激荡，神采飞扬，那种情愫就是穷极天下词汇也难以活画。
那日，我久久地伫立在一件宝物前难以拔步。从那物件上我看到了历史风云、岁月沧桑、强权霸道、侵敌凶险、世态炎凉、人心叵测，当然也看到了在这一切的背后所潜匿的道德智识、正义良知……谁会想到一件器物竟然包容着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世间哲理。转眼已经过去了好几载，然而我仍然难以释怀。是何宝物有这么大的威力？
――毛公鼎！
此时此刻，一想到毛公鼎，远去的往事就滔滔汩汩地涌来了。
国 宝
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大镇院之宝中的一件，也是晚清时期出土的四大国宝中的一件，更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任何宝物能跻身这三个“一件”的其中之一便价值连城了，而毛公鼎却连享三个一件，足见其饮誉四海的声望完全名实相副，毫无虚饰。
毛公鼎通高五十三点八厘米，口径四十七点九厘米，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有高大厚实的双耳。三足呈马蹄形，整个造型浑厚敦实，风格凝重典雅，饰文简洁有力。触目观览，给人一种庄重古朴之感。铭文铸在宝鼎的内壁，有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个字，其内容是周宣王告诫、赏赐大臣毛公的册命。全文分五段，首段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还对比了铸鼎时政局衰败的情形；次段记录了周宣王令毛公治理邦家内外的策命；再段显示了毛公拥有宣示王命的大权；第四段告诫毛公要以善从政，好好辅佐宣王；第五段则列出宣王赏赐毛公的车辆、兵士、命服，以及毛公对宣王的感谢和称颂，并勉励后世子孙铭记王恩，永葆永享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权地位。
这件成型于两千八百多年前的精美铜器，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此宝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学家从中凭眺了周代由盛近衰的社会状况，经济学家从中体察出我国铸造业的成熟完臻，而文史学家仅从铭文上就读出了万千气象。用史的眼光看，郭沫若说它“抵得上一部《尚书》”；用文的眼光看，笔法遒劲，线条饱满，结构严谨，行文端庄，不知倾倒了多少书法名家！
铸 造
世界上的事总是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按说像毛公鼎这样的稀世珍宝诞生在太平盛世才顺理成章。然而，追根溯源却令人大失所望。
迄今为止，多数研究毛公鼎的学者都将其定位于周宣王时。周宣王虽然在位四十六年，可不是一个有作为的天子。如果将历史倒回去看，就会发现西周王朝再过一个周幽王就要灭亡了。周宣王虽然不算亡国之君，可那亡国的残阳下也有他种下的蒿草。他在任上屡征西戎，据说条戎、奔戎、姜戎都征伐过，结果他都败了，算得上个屡败屡战的先躯。为遏止这种状况，大夫杜伯进谏，宣王非但不听，还要诛杀他。大臣左儒赶紧劝他莫杀忠良，宣王仍然不听，一意孤行，当即杀了杜伯，气得左儒自缢身亡。这一切都隐藏在历史的缝隙里，如果不费点心思还真难查找得到。倘若非要找点周宣王声名远扬的事情，我看只有锁定呆若木鸡这个成语了。
《庄子・达生》中记载：“纪�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纪�子经过四个十日的训练，为大王将一只骄气十足，争强好斗的鸡驯得呆若木鸡。可就是这样的木鸡，再敢斗的鸡见了它都仓惶而逃。
这个成语中的王就是周宣王。
周宣王好斗鸡自然无法将心思放在朝政上，便要委托个人代替自己主理事宜。他选中的人就是他的叔叔毛公。受此重用，毛公大喜过望，当然很想有些作为，不知那屡征西戎的战事是不是他的政绩？但从毛公鼎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好大喜功，不然决不会将宣王对自己的告诫、赏赐铸在鼎上，向世人显摆。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毛公及周宣王都不是治世的能人高手，甚而还有些昏庸。昏庸的君臣造就了昏庸的时代，亡国的危机也就日渐临近。孰料，这昏庸的君臣竟铸造了毛公鼎，世人无法观望西周时局，却可以从这尊古鼎上窥视当时的社会世事。
莫非，毛公鼎就是周宣王及毛公的最大历史功绩？
出 土
今人知道毛公鼎不是从历史书上读来的，是从毛公鼎出土开始的。
毛公鼎的出土，真是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的到来却很偶然。一八五一年的一天，或许那是个春天。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的麦地里，春苗勃发却无碍于田野的开阔。这时节最适宜农民春锄。那一天，董春生下田时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奢望，只想趁着春光多干点儿活儿。因而入土的锄头发出响声他没在意，以为和往常一样碰到了石块。锄地碰到石块是件常事，他毫不惊奇，但是，农田里忌讳石头，碰上了就应挖出来，扔出去，这样才不会妨碍禾苗的生长。董春生抡锄去挖，孰料他没有挖出石头，却挖出了满脸的惊奇――毛公鼎露出了容颜。
偌大一个铜鼎在自己的锄下刨出土层，董春生惊奇实属常理，可后来得知的考古学家以为大可不必惊奇。因为扶风、岐山一带就是历史上的周原，周人由此兴起，西周灭商之前的都城就在这里。西周亡故时贵族纷纷外逃，将宝物掩埋在地下实属常情。可是，农民董春生只知道土地会长庄稼，不知道也会掩埋住过往的记忆。所以他大为惊奇，而且，他的惊奇引来了左邻右舍的惊奇。
惊奇的人多了，消息便传开了，来看这铜鼎的人络绎不绝。村民看过，啧啧称赞着走了。古董商看过，却不走，喜喜的要买，开价就给三百两白银。董春生不贪，三百两就三百两，这和天上掉下馅饼一样，够幸运了。当下，交银的交银，给货的给货，一桩买卖很快成交了。
如果事情这么顺遂，可能就不会有节外生枝一词了。马蹄沓沓，车轮吱吱，古董商拉着铜鼎走到村子外头，后面气喘吁吁追来了一个人。这人叫董治官，他的地和董春生的地连在一起。他刚看过挖出铜鼎的位置，正好在两家的田边。虽然，多半在春生家田里，可也有少半在自家这边。凭什么天上这馅饼就往你怀里掉，还平白无故伤了我家的些许禾苗？很显然，他气喘吁吁追赶古董商是要追索些银两，他不会知道他这不是追赶银两，而是追赶灾祸。要知道是灾祸，打死他也不会去追。很快古董商被拦在了村外，一个要钱，一个不给。董治官说的理直气壮，铜鼎是在两家地里挖出来的，凭什么给他银子不给我？不给的也有理，我是买东西，还管它是从哪儿出来的？银子已给了，凭什么再给？事情就这么僵住了，古董商没能拉走铜鼎。
古董商当然不愿就此罢手，明明是块转手就能赚钱的肥肉，为啥要轻易放弃？说来也怪，他不愿给农民加钱，却揣些银两进了县衙，给了知事。他划算的很通，即使加上这些破费转手后还能赚得可观的一笔。不过，他没有划算到知事也精于划算，铜鼎是被顺利弄出来了，而且一点儿银两也没破费，只是与古董商无缘了。知事讨宝的办法很简单，没有去要铜鼎，而是去抓人。抓人的罪名也很简单：私藏国宝。既是私藏国宝，一个乡村农民哪敢违法不交？董春生只得乖乖交出，可是经董治官这么一搅合，别说三百两银子，他连一两也没得到。知事派人持枪荷弹迎归国宝，车载马拉，披红挂花，每过一村还要燃放鞭炮。毛公鼎风光体面极了！
毛公鼎风光体面时，董治官可就惨了。他被抓进县衙，打得皮开肉绽，时不时就吊上了房梁，放下来还砸上了脚镣。这样惩治他不光因为他拦宝不交，还因为他名字不当。什么叫不下，竟敢叫董治官。哼哼，一个草民不就是能治治田土庄稼么，你凭什么胆大妄为来治官。看看是官治你，还是你治官！一个月后，被县官惩治得死去活来的董治官总算回了家。不过，他不敢再叫董治官了，知事大人命他将名字改为董治策。
知事大人时来运转了。拉送铜鼎的马车为他换回了不少的银元。他也不贪，把这些银元送给了上司。很快知事升官了，管辖范围更大了。
知 遇
我不关心知事升官发财，急于知道的是毛公鼎被知事卖到了何处？查考得知卖到了陕西省的古董商苏亿年、苏万年兄弟那里。
毛公鼎到了苏氏兄弟那里，其实是它辗转流浪的开始。
苏氏兄弟是古董商，不是收藏家，更不是学问家。古董商看重的是金钱，追求的是利益。他们到处逡巡合适的买主，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陈介祺先生身上，并且很快成交。跨越历史的烟云回眸此事，苏氏兄弟选定陈介祺先生作为毛公鼎的买主真是慧眼独具。他们既得到了丰厚的酬金，又为毛公鼎找了一个栖身的最佳场所。我这样评判绝不是哗众取宠，就连郭沫若先生也认为陈介祺是收藏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
陈介祺这位大收藏家，还是清代晚期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他天资聪慧，十九岁即以诗文名扬天下。一八三五年，即道光十五年中举人，两年后中进士，曾经在朝中担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是个有名的文化人、学问家，而且在金石学领域造诣极深，鉴赏陶器、青铜器、古钱币、石刻造像更是技高一筹。这样的人当然也就对收藏兴趣极大。古往今来，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精力的投入去向大多决定于自身的兴趣，有限的精力只能做有限的事情。陈介祺亦然，往学问、收藏上投放的精力多了，或多或少便疏淡了官场。久而久之，对官场上的事情渐生厌倦，因而他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诗句：“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看得出他对热闹场中的巧机关已经厌倦了，对寂静场里的古旧物倒是兴趣日浓。尤其是目睹朝廷的腐败误国，更是痛心疾首。一八五四年，陈介祺母亲去世，他借回家奔丧走出了热闹场，也走出了巧机关，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与官场绝缘了。回到山东潍县后，他醉心于文物收藏，一心研究古物，每得一器一物，都查根问源，解疑释难。
正由于这样，苏氏兄弟向陈介祺投书推荐毛公鼎，我才认为那可真是找对了人。不过，苏氏兄弟弄不透毛公鼎的历史作用，也就估不透其价值，书信中的介绍也就难以到位。陈介祺只是把这古物当作青铜器中的一件来对待，就这也给了白银一百两，言明货款五十两，运费五十两。苏氏兄弟算来赚头不小，便将宝鼎送了过去。
毛公鼎千里迢迢运到陈介祺面前时，双方都出现了罕见的惊喜。陈介祺惊喜，是因为得到了从来没有得到的宝物。苏氏兄弟惊喜是陈介祺一惊喜又赏给了他们千两银子。且不说千两白银是先前付款的十倍，最让他们惊喜的是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货物到手还要加价的买主。像陈介祺这样有良知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见，可偏偏让苏氏兄弟碰见了，怎么能不惊喜？
从此，毛公鼎在陈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不，应该说毛公鼎给陈介祺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可以设想，陈先生伏案劳作每有困倦，便移步于毛公鼎前，或于和煦的春温中把玩，或于高朗的秋色里赏鉴，无论肢体多么劳累，但心魂中迸溅的喜悦都会使之释然。时光因为毛公鼎的出现变得美好怡人，毛公鼎成了陈先生朝夕相伴、须臾难离的情侣。他舍内收藏的古物颇丰，皆编目成册公诸于世，惟有这毛公鼎秘不示人，待之甚过自己疼爱的妻妾。是呀，妻妾尚可有几房，毛公鼎可是自己的惟一啊！为了永享这珍宝带来的快乐，他悄悄仿制了一个以假乱真，防治贼偷匪抢。陈介祺对毛公鼎的那份痴情算得上忠贞不二呀！
如果时光就这么延续下去，毛公鼎就不会再行流转，也就少了后来的故事。少了故事不怕，可怕的是少了它对世人无言的告诫。陈介祺在毛公鼎的相伴下，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他满意地辞别了这个世界，他不会想到随着他的去世，毛公鼎就要在凄风苦雨中漂泊了。
豪 夺
豪夺毛公鼎的是端方。
端方算得上个晚清时期的名人。他一八八二年考取举人，胸腹还算有点文墨。后来当员外郎就与文墨没关系了，那是花银子捐来的。花银子就能买高官，高官就可以厚禄，那就大可不必在文墨上下功夫。端方后来将心思花在哪里？可想而知。他的心思没有白费，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一九九�年，八国联军践踏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一下逃过黄河到了端方的辖地。国家不幸，端方大幸。他成天拱卫在太后左右，鞍前马后，忙碌不迭。这种劳作收益比别的更快，转年太后和皇帝归京，端方立即黄袍加身成了湖北巡抚。继而，官运亨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后来竟升任直隶总督，还兼任通商事务大臣，成了权倾朝野的大红人了。
端方红就红吧，从数千年前那热闹场中走出来的毛公鼎才不稀罕你这时下的热闹呢！毛公鼎不稀罕热闹，偏偏热闹中的端方却稀罕毛公鼎。在陕西任上时，他闻知了毛公鼎，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它的下落。此时，陈介祺已去世二十余年了。梁柱即倾，屋舍损毁在所难免，陈家的光景每况愈下。日子再为艰涩，陈家后人也不敢将父亲心爱的珍宝换成稻粮果腹啊！可是此时，衣食优裕的端方痴迷上了收藏，决计要将毛公鼎据为己有了。
端方豪夺毛公鼎势在必行了。与豪夺组成的词语是巧取，端方深谙这其中的道理。豪夺的端方使用的手法便是巧取。巧取以障眼，豪夺是实质。急于豪夺的端方正费尽心机地寻找巧取的办法，法子就不期而至。这一年恰值光绪皇帝五十岁生日，端方便堂而皇之向陈家索要毛公鼎，说是要给皇上敬献寿礼。理由是：嘉庆皇帝五十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保敬献的寿礼就是青铜珍品散氏盘。当然，他要也不白要，还要给陈家两千两白银。陈家即是不为白银所动，也不敢不给呀！要知道端方这是给皇上送礼，你不给就犯了欺君之罪，那是要满门遭斩，株连九族的。就这么毛公鼎轻而易举进了端府。按说，端方应该将毛公鼎献给皇上，否则便有欺君之罪。事情就是这样怪，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将布衣草民的鸡鸣狗盗都治成欺君之罪，可是布衣草民明明看到权倾朝野的端方公然欺君却一点奈何也没有呀！
陈家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
毛公鼎呢？自然不必忍气吞声，它仍像以往那样不言不语。端方欣喜万状时，它不言不语；端方气极败坏时，它仍然不言不语。可是，就在它的不言不语里，世人发现，毛公鼎到了端府，端方没能像陈介祺那么安居乐业，不时就会气极败坏，暴跳如雷。时隔不久，他连气极败坏，暴跳如雷的权力也没了。革命党闹腾起来了，他受命带着新军去四川征伐。走到资州，新军突然变乱，反戈一击用利刃穿透了他的体肤。端方死在了血泊中。
毛公鼎无言无语看着端方死去，又看着端家人号啕大哭，进而再看着一窝猢狲惶惶不可终日。它可能不会知道，那慌乱竟是为了自己。外头世局混乱，兵匪肆虐，这价值连城的毛公鼎搁在家里随时都会招惹灾祸。这可怎么办？端家人就为这宝物惶惶不可终日。
终于有了办法。端方的女儿说给了河南项城的袁氏，喜期就在眼前，干脆把这烫手的毛公鼎陪嫁出去。这既嫁祸于人，又能省一笔钱，还说是用价值连城的宝物作嫁妆，落个大方得不能再大方的好名声。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可惜袁家不傻，坚决不收这价值连城的嫁妆。毛公鼎在新嫁娘被花轿抬走后，依然待在端家。它一日赖着不走，端家人一日惶惶不安，却怎么家藏宝物的人日子竟然这般难熬？
端方会想到吗？我看不会。早知道这样，别说巧取豪夺，你就是双手奉送，他恐怕也不会要！
危 机
端方家人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那是有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将毛公鼎当给了华俄道胜银行。这倒是个解除他们燃眉之急的好办法，一来不必为毛公鼎提心吊胆了，二来还换回不少银两可供他们花天酒地。只是，华俄道胜银行是外国人办的，端家坐吃山空，无钱赎回，毛公鼎随时都有易主流落海外的危险。
关键时刻冒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端方曾经的拜把兄弟福开森。福开森祖籍加拿大，自小随父母移居美国，在中国的口碑却很好。他来华本是传教，可后来玩大了，成了教育家、慈善家、文物专家。一九一�年，中原大旱，担任华洋义赈会长的他募得一百万美元赈灾。这个善举博得了皇帝的赏识，封赐给他二品顶戴。然而，头顶中国花翎的福开森在毛公鼎上扮演的却是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一来，面临危机的毛公鼎更是危机四伏了。
福开森要端家赎回毛公鼎。明知端家无钱，拿什么赎？钱从何来？一听就是个馊主意。果然他要端家将毛公鼎卖掉。卖给谁？英国记者辛浦森。这不等于公开将毛公鼎倒卖给外国吗？福开森无疑是给端家引狼入室了。入室的老外开价是五万美元，时在一九一九年，五万美元仅仅相当于四万银元。端家人没有考虑要买毛公鼎的是不是个老外，他们不管老外、老内，要的是银两。家藏值钱的宝物就这一件了，不多索要些钱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因此，没有马上应承。
福开森替那个美国人议价时，毛公鼎要外卖的消息透露出去了。这在上层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哗动。知道的人中不乏爱国志士，他们眼见许多文物流失海外无不焦虑，先前这个福开森已将端家的不少文物倒腾了出去。显然，毛公鼎危在旦夕！
不，不能再让毛公鼎流落他乡！
让毛公鼎转危为安的就是这些爱国人士。虽然时过境迁，毛公鼎早已安然落坐在了台湾故宫博物院，可是，我伫足观赏时仍然念想着他们。我们应该记住的第一个名字是谈荔孙，其时他正任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银行是金融企业，自然以赚钱为目的。然而，得知毛公鼎的危机后这个总经理居然将营利放置在脑后。他告诉端家，如果将毛公鼎移当在大陆银行，他们出的利息将会低于华俄道胜银行很多。端家看重的是利，找上门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就这么，毛公鼎由外国银行转往国内银行了，眼前的危机解除了！
不过，这不是万全之策，谁敢断定端家不再出卖毛公鼎？何况那个福开森无日不在打毛公鼎的主意。要解除往后的危机，我们需要记住的另一个名字是叶恭绰。叶恭绰是个很有名望的书画家、收藏家。据说他长于书法，楷、行、草样样精通。世人誉之既有褚遂良的俊逸，又有颜真卿的雄浑，还有赵孟�的润秀，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还喜好绘画，经常涂染些松竹梅兰，尤其擅长画竹子，那秀劲挺拔的翠竹酷似他性情的写照。他钟情收藏，器物颇丰，有王羲之的《曹娥碑》、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三千一百九十六家《全清词钞》等稀世珍宝，知晓者无不眼红。与时下不同的是，冠之于他头上的书画家、收藏家没有一个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的。他的书画及收藏只是个人素质的部分层面。叶恭绰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中年早逝，他在祖父膝下长大。祖父在清末任过翰林、户部郎中、军机章京等职，他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受过良好的教育。晚清时期他曾任职于邮传部，民国时期先后担任过财政总长、交通总长。他的文化素养使他具有鉴珍识宝的眼光，他的任职阅历为他提供了收藏古物的资金。尽管如此，要拿出足够的钱将毛公鼎购入囊中，他还是力所不逮。所幸，又有郑洪年、冯恕等人相助，他们合伙买下了毛公鼎。过不多时，叶恭绰卖掉些别的文物，分别付给郑、冯等人银两，算是将毛公鼎独资购到了手中。
福开森、辛浦森倒卖毛公鼎的希望破灭了，毛公鼎外流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劫 难
毛公鼎的劫难来自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就是要掠夺资源宝物，怎么会放过毛公鼎这样的国宝。不过，毛公鼎即使再大再高，也占不了多少地盘，它藏匿于屋宇的角落自然很难进入小鬼子的视野。是啊，小鬼子发觉不了，也就无法下手。坏就坏在中国不全是仁人志士，还有余孽败类，这些社会残渣惟利是图，甚而不惜为了蝇头小利而卖身求荣，投靠侵敌。
上海沦陷时，随着小日本的闯入，叶恭绰匆忙出走，避居于香港了。匆忙之中当然带不走毛公鼎。带不走毛公鼎也没啥可怕的，侵入上海的小日本怎么也不可能在偌大个城市盯住这个宝物。然而，没带走一个人却是很可怕的，她是叶恭绰的姨太太潘氏。潘氏在上海独守空房的清冷自然令人同情，据说在财产上她得到的也不算多。本来这是个惹人怜惜的女人，可是，她后来的举止却遭到了国人的唾弃。这个可怜虫居然将家藏毛公鼎的秘密告知小日本了，这岂不是引火烧身？
毛公鼎随时都可能落入魔掌，真是千钧一发了！
所幸，潘氏只知家有宝鼎，却不知鼎藏何处，日寇三番五次索要均没有得手。此时，有一个人临危受命了，他就是叶公超。
叶公超是叶恭绰的侄子，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民国政府的官员。不过他走近毛公鼎时还没有跻身政界。这一日，在西南联大走下讲坛，叶公超看到了叔叔的信，要他火速赶赴上海保护宝鼎。信中说：“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答应。现在我将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读到这封信，我对叶恭绰先生崇敬有加，不得不为他的爱国情怀连声赞叹。然而又不免忧虑，叶公超能否担当起这样的重任？不只是我，就是世人也怀疑他的能量，因为那时他只是一个学人。就算有点儿名气，也不过是个新月派的评论家。他去英国、美国留过学，第一个把艾略特的诗作和诗论介绍到中国来。回国后，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在北大，与陈西滢、徐志摩、林语堂同事，在清华，与吴宓、朱自清、闻一多是好友。钱钟书、季羡林、卞之琳，这些文化名流都曾受教于他的门下。温源宁在《不够知己》中写到叶公超时说，他的谈话能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切。即使如此也无法摆脱他一介书生的形象，他能经得住血与火的考验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叶公超这位文弱学人称得上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到上海时，小日本又一次闯入叶恭绰的懿园寓所，搜查到了他的床下。叶公超的心快要提到嗓子眼了，毛公鼎就藏在那下头呀！可就在这时，两支手枪出现在小鬼子的眼前。搜到枪支，小鬼子以为是大有所获，狂笑着走人了。不过，他们带走手枪时，也带走了叶公超，诬陷他是间谍关押进了牢狱。谁不知道，这是要威逼叶公超交出毛公鼎啊？
叶公超在牢狱遭了大难，凶残的小日本给他施过七次刑罚。鞭打他，他不说，就让他坐老虎凳；坐老虎凳他不说，就用烙铁烫灼；烙铁烫灼他不说，就给他上电刑……百般残忍的刑罚使过了，叶公超都没有说，小日本真无奈了。
无奈的小日本正思谋着奈何，惊喜来了，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将毛公鼎送来了。不说小日本几乎欣喜若狂，我要先告诉诸位千万不要骂叶子刚，那个毛公鼎是假的，是他仿铸的。叶子刚利用偷梁换柱的办法，瞒天过海救出了小弟。之后，他们费尽周折带着毛公鼎逃往香港了。
毛公鼎总算逃过了这一劫，安然无恙地到了叶恭绰的手里。只是叶公超却没有再回到西南联大，而是走上了从政的路子。时人评价说，凭他的才智和所受的教育，叶公超本来该成为和胡适、梁实秋比肩而立的大学者。但是，拯救毛公鼎后，他不仅在西南联大消失了，在中国文坛也消失了，而且是永远的消失了。这是他的遗憾吗？文坛失去了一位风流才子，政界却有了一个操着纯正的牛津口音、叼着英国绅士烟斗的外交官，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谈笑风生，让邱吉尔首相刮目相看。这是他的庆幸吗？
不得而知，世事就是这样让人难以捉摸。
归宿
说到毛公鼎的归宿，必须提及一个人，他就是陈咏仁。我曾经在文中以“有人”代替他的名字，这样写也交代的过去。不过，我总有些歉疚，毕竟当下不再是扭曲历史的时代了，何不实话实说？尽管陈咏仁曾有暗中和小日本勾搭的嫌疑，尽管解放后因偷税被治了罪，我还是如实写来，这样更能体现人身上的复杂性。
抗战快要胜利时，叶恭绰回到了上海。淡出政界多年后，家中只支不收，费用拮据，要供养在国外留学的几个侄子都拿不出钱了。他依靠自己的名望，悄悄打通关节，将毛公鼎抵押进银行换了些钱财。就在此时，陈咏仁找到了叶恭绰。他要买毛公鼎，而且提出要将宝鼎捐给国家。陈咏仁曾是一个很有名的机械设计制作师，在无锡开过铁厂。可惜日寇一来，竟拜倒在强盗膝下，为之收金属、制器械，沦为可耻的汉奸。这位腰缠万贯的汉奸，出于什么动机要买毛公鼎不得而知，但他买下了毛公鼎，捐给了国家。就这样，出土后历尽坎坷的毛公鼎到了南京，时在一九四六年。那一日，为蒋介石六十岁寿庆而举办的“文物还都展览”开幕了，也就在这个展览上毛公鼎亮相了。毛公鼎的赫然面世，让人们叹为观止不说，还让这个展览大获成功。
之后，毛公鼎随同溃退的国民党到了台湾，落脚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的故事讲完了，本来那日站在这个国宝前面，我生出了许多感慨，很想在讲述之后概括出一二三四几条道理来，最后再像流行的文章一样来点哲思。可是，故事写完了，却发现这故事本身包含的学识哲理太多了，我还真不知该抽拔出哪几条为好。干脆就此搁笔，让诸位看官自己去领悟吧！
本栏责任编辑/张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