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的凌晨5点，北京夜色沉沉，朝阳区像素小区暗淡的夜景灯光下，混杂着剩余饭菜和包装纸的垃圾堆满了每一个垃圾桶。环卫工人宋云城推着垃圾桶到环卫车旁，将垃圾全部倒进压缩车厢。
朝阳北路上，一辆辆环卫车穿城而过，几乎每分钟都会有一辆环卫车来往。环卫车司机孙少军每天运输三趟，将半壁店和十里河的生活垃圾，运到17公里之外高安屯的朝阳生活垃圾焚烧中心，用来焚烧发电。
从2000年开始，我国在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摸索。2017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文，要求包括北京等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各地也先后出台垃圾分类的地方法规，如今年7月1日起，上海将推行垃圾强制分类。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提出，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垃圾分类”再度成为社会热词。
停在口头的“垃圾分类”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北里小区垃圾投放点附近，墙上张贴着垃圾分类宣传海报，介绍“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但除了灰色的“其它垃圾”桶和绿色的“厨余垃圾”桶，几乎都没有专门用来回收饮料瓶、纸张等可回收物的“可回收物”垃圾桶。吃剩的盒饭、橘子皮等厨余垃圾，纸盒、食品包装袋等其它垃圾，混杂着堆满所有的垃圾桶。
居民周女士称，小区里的垃圾分类都是靠捡废品的拾荒者，“挑出来能卖钱的卖到废品收购点，剩下的都被拉到垃圾站了”。多名小区居民介绍，居委会偶尔会发放一些垃圾分类的小册子，组织宣传活动，但参与者基本都是老年人。“让家里放两个垃圾桶分开盛垃圾，很多人都懒得弄，太麻烦。一手拎两三个垃圾袋扔垃圾的，里面全是没分类的。”
“垃圾分类”不算新词，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垃圾要分类收集》，率先全球提出“垃圾分类”。
“垃圾问题专家”、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王维平说，当时提出垃圾分类主要是为了“俭省节约，重复利用”。市民会把牙膏皮、橘子皮、旧报纸等分门别类送到废品站换钱。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始于1996年，环保组织“地球村”在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社区第一个试点垃圾分类，分别收集报纸书本、塑料泡沫、碎玻璃和废铜烂铁。试点3年期间，共回收废弃塑料6000千克废纸、6500千克以及5000千克废弃玻璃，普及了“垃圾分類”观念。
但是，分类好的垃圾不能得到分类处理，再次被混在一起填埋，“分类”也就失去了最原始的意义。
2000年，住建部确定北京等8座城市作为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开始“可回收”“不可回收”两分法的推广。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大城市开展垃圾分类尝试。但试点城市极为卖力的推广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垃圾分类”依然只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口头表达上。
王维平介绍，2008年之前，垃圾分类设备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北京处理垃圾也只有填埋一条路。2008年，北京市建立起了第一座垃圾焚烧厂，生活垃圾被用来焚烧发电，厨余垃圾用来堆肥。分类好的垃圾这才有了分别的去处。
“分不分类谁也不知道”
记者在北京朝阳区华严北里四号院垃圾投放点留意到，环卫工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时，仍有居民将混杂着厨余垃圾的塑料袋扔进其它垃圾桶里。也有居民反映，很多人都习惯将垃圾袋扔进敞开着盖子的垃圾桶内。“厨余垃圾那个桶，桶盖儿老是盖着的，又脏，都懒得费劲打开。”
居民钱先生表示，垃圾分类是好事，他每次下楼扔垃圾的时候，都会尽量把快递纸箱单独放在垃圾桶外面，环卫工清理的时候会将纸箱单独盛放卖到废品收费站。小区里曾经有段时间宣传要把厨余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开，没几天就不了了之了。“就算我们分着扔了，收垃圾也都全部拉走了，分不分类谁也不知道。”
曾在日本留学的梁嘉敏对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深有体会。对初去的她来说，日本的垃圾分类近乎“变态”：饮料瓶子要清洗干净，撕掉标签、瓶盖和瓶子分开投放到不同的垃圾桶里;塑料瓶、玻璃瓶和金属瓶也要分别放进不同的垃圾桶中;不同的垃圾还要在不同的日子放在固定的位置，由专门的垃圾运输车拉走回收。
事实上，对“极致”的垃圾分类，日本国内近年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最强烈的中部大学的武田邦彦教授认为，过于详细的垃圾分类会损耗居民大量的时间，也加大了地方政府运输和处理垃圾的成本。
但争论还没影响到现实，在日本留学一年，梁嘉敏也习惯了在家里进行垃圾分类，在固定的时间扔到垃圾桶里。不过，回到上海一周，她又“变回”了国内“垃圾不分类”的习惯，也从没留意过小区里垃圾的分类处理情况，“垃圾袋一兜，走到楼下垃圾桶旁，一扔。也没觉得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