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的江湖
袍哥是坊间荧屏的热门话题，但因为资料匮乏，加之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遮蔽，其历史长期止于街谈巷议，成为人皆略知但又不可确知的神秘问题。王笛新著《袍哥：一九四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围绕成都北郊崇义桥袍哥二当家雷明远的个人经历，讨论了袍哥大量不为人知的语言文化、行为方式和社会网络，将高度聚焦的微观史与更大历史进程结合，揭示出袍哥组织与川西乡村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书中的袍哥，远没有想象中的“秘密”与“边缘”，它在四川“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56页）。
将袍哥作为社会秩序的中心，与以往研究地方社会的视角颇为不同。较早的研究倾向于从“国家的视角”看基层社会，如瞿同祖、萧公权等先生强调基层政府在地方的作用与影响。后来的学者从国家视角转向社会眼光，注意到政府除了税收与司法，很少介入基层，何炳棣、张仲礼、费孝通等人都认为，社会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士绅群体。更晚的学人把社会秩序的缔造者，从少数的士绅扩大到广泛的“地方精英”，如周锡瑞、兰金（Mary B.Rankin）、华琛、科大卫、曾小萍、郑振满、杜赞奇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以后，真正维系社会秩序的地方精英，不限于具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可以是成功商人、宗族家长、宗教领袖或地方武装首领。本书延续了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中寻找社会秩序根源的思路，不过将之推及一个更加边缘的社会团体，揭示出袍哥如何通过“社会制裁”维系了四川数百年的社会秩序，开拓出一种从社会下层认识社会控制与国家建构的研究视角。
这种从边缘看中心的思路，与作者所见之袍哥在四川社会的中心地位分不开。一个社会中可能同时并存许多不同的制度，许多不同的力量，这些制度与力量，可以相互交织、关联和影响，但也各有执掌与特色。比如，保甲团练负责地方保卫，乡学社学承担地方教育，社仓义仓关乎备荒救灾，善会善堂热心社会赈济等。这诸多制度和力量中，往往有一种特别强大，甚至可以形成全社区的中心力量，使社会中其他制度都自然而然地融入这优越制度的轨迹里面。究竟是哪一种，最终成为地方社会中囊括一切的“超级制度”，自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在本书看来，就清至民国三百年的四川社会而言，袍哥会社俨然得到了这种优越地位。它就像一只蜘蛛，把政治的、血缘的、地域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关系编织成一张大网，“把一切网罗到一起”，“网上任何一个地方有了动静，这只蜘蛛能够立即做出相应的反应”（143页）。
以袍哥为四川地方社会秩序之中心，具有特殊性，是历史形成的。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屠蜀和三藩之乱造成四川人口锐减，也摧毁了本地社会精英和社会组织。大量移民的涌入，开启了四川社会重建的過程。移民浪潮中，宗族的整体迁徙比较困难，加之人口流动性强、成分复杂、结构多样等特点，不太能够构建宗族这样需要长期积累和传承的社会组织。而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客观上又需要新的社会网络，帮助他们扎下根来，融入新的环境，袍哥组织就为这些边缘人群组建了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网络。可以说，四川社会的重建过程，所倚重的并不是历史性的社会组织，而是共识性的社会网络;不是主流的宗族、会馆、行会等社会共同体，而是更为边缘的袍哥组织。
本书得以实现这一研究思路，最终还是得益于意外获得的珍贵资料，以及微观史的文本解读方法。与青洪帮、天地会、红枪会、白莲教等其他“秘密会社”相比，袍哥研究尤为薄弱，最大的障碍当属资料之匮乏。本书得以进入袍哥“不可知”的秘密世界，最主要的是作者意外获得了一份珍贵资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沈宝媛一九四六年的毕业论文《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该文采用刚刚引入国内不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讲述了雷明远的个人故事。全文约两万四千字，讨论袍哥的起源、定义、令集、规章、隐语、书籍。其中最珍贵的，是她对这个袍哥家庭的描述和日常生活细节、经济状况、所面临矛盾的记录。
以社会学的眼光看待袍哥组织，容易看出其“社会控制”的手段，但也容易带上现代学科和个人的偏见，本书体现了文本解读方面的老到功力：对被调查者、调查者叙述的目的与动机有深刻的觉察，清晰地呈现出当事人意图和讲故事者动机、文本意图与历史真相之间的不同层次。一方面，社会学的训练为沈宝媛进入、认知、研究农村和袍哥提供了立场、方法和思路，让她既看到自上而下狭义的社会制约，又关注自下而上广义的社会制约。前者用暴力方法达到制约的目的，后者用“会意的方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前者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控制，后者是间接的社会控制。另一方面，她左倾的“农村工作者”的身份，预设袍哥领袖是“保守、固执、愚蠢和冷血”的，导致她对袍哥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批评。本书两面兼得，指出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概念不一定切合袍哥的情况，袍哥的社会控制，应该是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方法，更多地依靠人情和道德，更多地继承了乡约制度。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微观史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小地方的小人物;在研究方法方面，受“语言转向”的影响，往往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小人物隐匿的语言、符号、象征、仪式，从中发掘“历史的微声”。这些研究方法十分契合本书的研究取向。本书从“深描”雷明远人手，关注袍哥的神秘语言、秘密网络、宗教信仰、仪式规范，对多重叙事做文本分析，在将微观历史与宏大历史进程相联系等方面，都清晰呈现出新文化史的特点。
新文化史盛行于国外已二三十年，最近虽有所式微，但在中国史领域中却仍不多见。王笛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学人，早年作品多用结构性分析，不见新文化史痕迹。他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一部清代四川社会经济史，分地理、人口、交通、市场等专题，结构性地呈现出四川近代化进程。九十年代初，作者留学美国，正值新文化史极盛之时，受其熏染，研究风格逐渐改变。一是承续川大隗瀛涛、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二先生治学路径，专治城市史。二是受新文化史影响，眼光向下，关注普罗大众、关注底层社会，不再采用结构性框架进行研究，转而通过研究普通小民的语言、文化、生存策略、社会组织、基层政治，来揭示城市的“公共空间”。此后的三部作品，从成都的街头文化到两本以茶馆为主题的专著，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些特点。
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曾经说，“微观史看似好写，实际绝非如此”，一部好的微观史“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本书正是这样一部著作，在方法上承继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特点，但把研究场域从城市回归到农村。全书共有五部分，呈现出三个层次。第一是袍哥首领个人命运的起伏，二是袍哥组织的发展与四川地方秩序的建构，三是现代国家建设与袍哥组织的覆灭。三个层次环环相因，层层扩大，将个人命运沉浮与袍哥会社的兴衰，放入到三百年来的四川移民史与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看出超出研究个案之外的地方秩序建构过程。通过将国家之外（stateless）的社会边缘声音，放回国家建设过程之中，本书启发了“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生态的一般模式”（260页）。
当然，本书还未完全实现重建袍哥“总体史的雄心”。作者研究袍哥的兴趣已经酝酿三十余年，过去曾多次着手，皆因资料匮乏而作罢。如今借助沈宝媛的论文，从整体中横断出一个剖面，但切片不等于整体，尚有颇多待发之覆。比如，处于社会边缘的袍哥，如何把会社内部的秩序上升为地方公共秩序？如果袍哥是地方秩序的中心，那么三百年间随着袍哥势力之涨落，地方秩序如何维持？乡约体制本是士绅控制地方的手段，如何为袍哥群体所化用？王先生坦言，正在进行一个更大的研究计划《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可以期待，作者正在超越高度聚焦的研究，用更长的历史视角融合新文化史的底层关照和社会经济史的整体结构眼光，将袍哥与四川移民社会变迁的意蕴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当今史学方法发展的最前沿，也提示出作者未来治学的路径与走向。
（《袍哥：一九四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