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关系，像美国回归亚洲，中国迅速崛起，还有一些争端在泛起，岛礁问题重新热闹起来了，特别是日本上演的“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使气氛更显得紧张，因此，大家很怀疑东亚合作还能不能搞，担心弄不好哪天就会打一仗。对此，东亚合作的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东亚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似乎越来越远，当年为了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似乎也烟消云散，不再被人们提及。在目前的形势下，东亚合作将向何处去？东亚各国能不能为东亚政治经济闯出一条新路？前景如何？为此，本刊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请他为读者详细梳理关于东亚合作的诸多热点问题。
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
领导文萃：东亚合作进程从一个设想到现在，已经开展了10多年，从目前的日趋复杂的形势来看，这个进程变得更加不明朗，对此，您如何看？
张蕴岭：谈这个问题还是要首先谈谈“东亚合作”的缘起。一般认为，东亚合作最早是马哈蒂尔（1981年至2003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当初背景是，老布什打了海湾战争使美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美国经济不景气。克林顿赢得了大选上台以后，要重振美国经济，要拉近与东亚经济关系。克林顿看上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个机制，把原来只有部长级会议的亚太地区合作机制提升为领导人会议。由于美国当时批评马哈蒂尔的国内政策，让马哈蒂尔很生气，不仅拒绝参加APEC的领导人会议，而且提出搞亚洲自己的组织，即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他提出，亚太经济不能光由美国主导，东亚也要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要搞排除美国的东亚集团，太不现实，后来马哈蒂尔又把名称改为东亚经济委员会（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合作的设想，实际上是得到了许多东亚国家支持的，东盟当时集体表示支持。但是，也有的国家，如日本不支持。日本是东亚经济的老大，东亚的经济实际上与日本关系密切，尤其是东南亚，是靠日本的企业在那里注入大量的投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大举从本土往外转移产业，这次转移的首要的目的地，就是东南亚地区。日本不赞成，就不好办，当然，日本反对的背后因素是美国。所以，没有日本的支持和参加，没有美国的认可或者默认，东亚要想搞一个比较独立的组织，有很多的困难。
领导文萃：那么是什么因素推进这个设想成为行动？
张蕴岭：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于缺乏合作，东亚地区经济局势非常严峻。在危机面前，美国有些袖手旁观。我记得，到当年10月份（当时我在马来西亚访问），美国才派国会的金融委员会去观察形势，到了11月份，金融危机扩散到韩国，美国才出手相救，直至年底召开APEC领导人会议的时候，克林顿还说，相信亚洲国家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不准备采取大的救助行动。这令东盟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主动提出与中日韩进行对话合作，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中日韩三国的积极响应，从而开启了“东盟+3”对话与合作机制化的闸门。第一次对话主要的议程就是怎么来应对金融/经济危机，防止金融市场进一步恶化。到1998年在河内召开第二次会议，大家就提出来要建立“东盟+3”财长和行长的协商机制，也是在当年，领导人同意就东亚合作的前景进行研究，责成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EAVG）。
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了“ 东亚展望小组”的研究。展望小组从现实出发，试图勾画出符合东亚特点的长期合作模式。展望小组由“东盟+3”机制的13个国家的专家参加，在讨论中，大家试图为东亚打造一个符合地区实际的、不同于欧洲的模式，经过反复考虑，大家一致同意把东亚合作长期的目标列为构建“东亚共同体”（East Asia community），不过，这个共同体的英文开头字母是“小写”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像欧洲那样，以建立高水平的区域管理制度为基础，而是以合作、协商为基础，为了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为此，展望小组的报告主标题是“走向东亚共同体”，副标题是“建立和平、繁荣与发展的地区”，当然，东亚要合作，还是要有一定的制度构建来支持，因为合作不仅仅是应对危机，而是着眼于地区的长期发展的，是靠建立规则，靠稳定的制度来支持的。
东亚合作，欲速则不达
领导文萃：正如您所介绍，东亚合作因金融危机而终于开启，但是合作不仅仅是应对危机，而是着眼于长远发展，为此，东亚合作的进程取得了哪些成绩？
张蕴岭：明显成功的推动就是自贸区的建设。东亚各国差别比较大，要想统一搞一个大区的机制比较困难。在推动东亚合作中，东盟起着很重要的领导者作用，但是东盟国家内部差别比较大，难以发挥它在制度构建上的领先作用，所以，实际的发展是，以东盟为中心，也就是从“东盟+1”，而不是从“东盟+3”的框架开始。尽管“东亚展望小组”提出支撑东亚共同体建设第一个支柱就是东亚自贸区，但是实际的发展是先从分散的“东盟+1”框架逐步发展的。构建统合的东亚自贸区，也需要很强的政治共识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即政治的认知，就是说大家对方向和结构要有一个共识，认为往这个地方走是对大家都有利的，而且这是唯一的选择。比如，对于二战后的欧洲来说，欧洲联合是唯一选择，没有别的路可走，法德是领导轴心，大家接受、欢迎；而东亚就不一样，第一，联合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而是有各种选择；第二，内部关系复杂，“领导者”多，各有影响。日本担心迅速崛起的中国会主导地区，东盟担心“大权旁落”，中国不愿意看到日本主导等。心不齐，劲就不往一处使。结果，与“东盟+3”合作框架并行，又搞了一个“东亚峰会”，让非东亚国家参加，先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后来又有美国、俄罗斯。两个合作机制并行，就必然引出哪个为主，各起什么作用等等问题。
领导文萃：这种制度化构建在认知上的差别，哪些影响因素在起作用？
张蕴岭：从总的来说，两大因素很凸显：中国因素、美国因素，像两把剑在那儿悬着。第一个就是美国那把剑。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的关系构建，美国起很大作用，有它的盟国网络，冷战结束以后，对抗结束，但美国的领导作用还存在，东亚构建没有美国参加的合作机制，一是美国不高兴，二是它的盟国有顾虑，现在美国参加进来，可以说分歧也增加了，到底如何走，如何取得共识，变得复杂了。第二个就是中国这把剑，越悬越高，中国越是积极，有些国家就越担心，因为中国过去在这个地区参与少，作用也小。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大改善了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与所有的国家完成了关系正常化。这么短的时间，中国突然成了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担心者不少，像美国当然担心排斥它的存在和影响，像日本担心超过它，像东盟也担心中国主导带来的“威胁”，也就是说，地区接受中国崛起这个事实，但对中国的作用、影响还不放心。 人们说，没有领导者，东亚合作难；有了领导者，东亚合作还是难，这样就只好靠协商一致，在这样一个存在巨大差别的地区，取得共识不那么容易。本地区合作的进程可能就应该是这样的，快了反而会欲速则不达。
领导文萃：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国家该如何应对？
张蕴岭：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主要的方向还是支持和推动开放、合作与发展，不过，问题是如何往前迈出一大步，这个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现在，中韩开谈自贸区，中日韩也在考虑谈判自贸区，东盟也准备推出“地区全面经济合作关系”协定，“东亚展望小组”第二阶段研究今年将向领导人提出新的展望报告。我本人也再次参加展望小组的工作，显然，努力没有停下，合力不是太强，尤其是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和领导者。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为什么能够启动并且取得进展，这与美国的领导和推动分不开。
领导文萃：如何看待十多年来的东亚合作进程？
张蕴岭：反思十多年来东亚合作的进程，不能简单地用失败或成功来概括。首先，东亚合作是一种基于利益诉求的运动，经过15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大家还在推动，还在对方式、方法、进程、目标进行研究、思考和规划，这个运动没有停止。第二，东亚走向统合的道路现在还处于摸索、准备的阶段，路还很长。
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不会停止
领导文萃：近期一些诸如岛礁争端问题，似乎更引人关注，这些因素会不会深刻影响东亚合作进展？
张蕴岭：现在看，令人担心的事情的确不少，有时候气氛也很紧张。不过，从大局来说，基本上还是可以放心的。回顾一下东亚地区二战以后的发展，就是各种政治分歧、纷争不断；而经济联系加强，两条线同时存在。现在各国经济的利益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政府不干，企业干，若企业要干政府不干，政府的压力就会很大，就得调整政策。我觉得，尽管政治学者一向反对经济的相互依赖能够防止冲突恶化，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应该还是相信这条，就是说相互依赖的利益，至少是一个缓冲，是减缓政治冲突的因素。像日本、韩国的企业现在都在东亚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投资、销售市场，如果因为政治、安全闹起来，甚至打起来，很多利益链就会断裂，企业生存受到影响，政府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尽管岛礁闹得不可开交，但是经济的合作还在推进。中日韩之间矛盾很多，日韩、中日为了岛屿都有争端，可是在自贸区问题上却认识一致，中国东盟之间也是这样，南海争端是一回事，经济上的联系是一回事，从这一点上来看，我想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不会停止。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些问题毕竟影响情绪，影响进程，政治需要克服分歧，为经济创建环境。从总的来看，东亚合作进程还处在一个整合的准备阶段。今年年底东盟准备在召开东亚领导人会议的时候推出一个新的举措，就是RCEP，即“地区全面经济合作关系”协定，类似于美国领导的TPP，我们可以看，这个进程如何推动，各参与方如何对待，如何参与。要走出这一步，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领导文萃：从当前整体经济环境来看，是否会影响东亚合作进程？
张蕴岭：东亚地区的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光是中国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而且整个东亚经济也处在一个调整期。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看，这种调整一直在进行。比如，日本的家用电器、电子替代了美国，后来，日本的许多优势产品又被韩国、台湾地区的产品替代，韩国的汽车也赶了上来；现在，中国又发展了起来，在许多方面，有替代韩国和日本的趋势，而中国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又开始被越南等替代。从经济上来说，这种变化是理性的，但是对社会来说是痛苦的，替代之后，原来那里的工人面临失业。区域合作的制度构建，一是要有利于这样的转型调整，二是要考虑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地区的合作制度构建，必须渐进，必须考虑到各种情况。我们看，欧洲在一些进程上走得太快，也出了问题。东亚要认真研究欧债危机，从中吸取教训。
领导文萃：具体说，您认为应该从欧债危机中汲取哪些教训？欧盟的制度建设对东亚合作有何借鉴？
张蕴岭：欧盟货币一体化过快地吸纳了很多不具备条件的国家。这些国家基础比较差，又没有经过训练，缺乏人才建设，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各种准备都没有，比如当时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参与进来之后不仅乱了自己，也拖累了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合作的进程慢一点倒可能是一件好事，有了现成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欧洲是建立了一个独特模式，把各种管理权让渡给地区组织，这种形式对欧洲好，但是不一定对亚洲也好。东亚合作需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地区的各种历史因素、现实情况。当然，要合作就需要规则，需要制度建设。欧洲合作靠制订法规制度，这是经验，东亚的规则制定要符合本地区的情况，但各种各样的合作领域里面都有规则，让各国共同遵守，来保证开放和发展的秩序，这样才比较好。但是，在东亚，我们面临一个挑战是，规则制定了之后用什么办法来保证执行，没有制度保证不行。比方说南海，我们有行为宣言，原则定得很清楚，非常好，不使用武力，要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但是怎么来保证不使用武力？使用武力谁来制止，如何惩罚？这些空白就使得原本很好的规则成了空话。所以，合作必须有制度支持，这个制度是什么？我认为，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管理机构框架，而是一系列的功能性机制，以协议（agreement）为基础，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协议，而是分领域的、分层次的各种协议。世界上各种区域合作，非洲也好，拉美也好，既有比较成功的，也有不太成功的，但凡是成功的都有一条共同经验，就是创造了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复数，不是单数。制度是基础、保证，大家都要靠制度获益，同时，大家也都会遵守制度。如果创造出一个制度，大家从中得到好处不是太大，那么大家就不支持。比如，东盟为稳定地区和平提供的效益大，大家就支持，这是东盟存在发展的一个基础，但是，在经济上，由于内部差别大，许多国家从中获益少，因此，推进起来就慢。东盟的内部市场小，开放带来的效益少，需要渐进发展，提升内部利益机制，让成员国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样内部根基才会牢靠。不然，多数国家获益靠外部市场，东盟内部缺乏必要的地区发展基金支持，其向心力可能就比较小。东亚内部贸易现在占50%，这是向心力的一个基础，但是制度性保证低，内部市场很不平衡，这正是合作需要逐步解决的。 慎重发展地区货币基金
领导文萃：东亚合作中金融合作的部分是如何设计的？
张蕴岭：东亚的金融合作，是从互助开始的。从金融的角度看，是金融危机驱动了东亚合作的运动。“东盟+3”对话刚开始，日本就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倡议。从资金上，开始是1000亿美元，日本承诺出大头，中国出少部分。建立一个地区货币基金需要做很多准备，需要很多条件，那是突然提出来，显然是不成熟的，一是因为这点基金解决不了问题；二是在那么仓促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基金管理机构，各种条件也不成熟。后来，金融合作是通过《清迈协议》框架开启的，就搞了双边互助机制，相互承诺，后来又把双边互助机制过渡到多边联动互助机制，进而建立储备基金，规模从小到大（目前是2400亿美元）。不过，到现在，它还是一个互助救助体制，是承诺基金，没有拿出来，没有单独管理，下一步如何发展，是不是搞地区货币基金，还是要慎重观察、考虑，这需要时间。
领导文萃：这种金融救助职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蕴岭：金融救助有两个概念。第一，就是市场信心救助，另一个就是实际的资金救助。市场信心救助主要是靠集体行动，就是发出一个信号，大家共同努力，稳定市场，使得金融市场恢复信心，信心恢复了资本就不会撤离，货币动荡就会减少。实际的资金救助是确实发生困难了，拿出一部分钱给它，能缓解救急，欠的钱能够补上。东亚是通过这样一种集体合作的互助机制，来稳定这个地区的金融市场。我参加的新一届“东亚展望小组”研究也提出来，将来要在互助基础上发展地区货币基金。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要慎重，需要时间研究，取得共识。比如，这个货币基金将来管什么，担负什么主要职能，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到现在为止应该说都没有明确定位，战后它的定位很清楚，就是要解决国际收支中出现的问题，但后来我们看到，危机中大量的问题不是国际收支造成的，而是公共债务，银行管理体制，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等问题引发的危机。从上个世纪80年代拉美的公共债务危机开始，后来的危机就不主要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了。这样，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还是地区货币基金，主要的职能面临调整。
中国作用恐需重新设计
领导文萃：面对RCEP，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张蕴岭：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已经确定了一个大战略，就是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地区的自贸区的建设。中国表现非常积极，率先推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2000年中国主动提出倡议，2002年双方签定了框架协议，接着分步开始谈判，由商品到服务再到投资，到2010年全部开始落实，现在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逐步落实和深化的阶段。我们采取了渐进方式，每两年去进行评估，然后再进一步推动深度的开放，逐步的落实，到2016年（越老柬缅2018年），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市场基本实现完全开放。现在东盟推动“地区全面经济合作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会积极地参与和支持。
领导文萃：中国表现积极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蕴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内靠改革，对外靠开放。所谓开放，一是靠自主开放，二是靠参与国际和区域开放安排，在国际范围，就是加入WTO，在地区就是建设各种区域自贸区。比如在东北亚，中国与日韩构建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但是三国没有自贸协定，这样市场开放就不平衡，中国也需要进入日韩市场，这样就需要搞制度化安排。为此，中国比较早就提出来要构建中日韩的自贸区。因为我们过去靠日本、韩国到中国来投资构造了一个投资为基础的投资—贸易链条，在中国经济取得一定发展、水平提高以后，中国也需要打开日韩的市场，构建一个更加均衡的关系，所以中国比较积极推动。
当然，中国加快开放市场也有自己的困难。中国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水平不高，所以在具体谈判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在深度开放国内市场方面，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所以，中国一方面非常积极，这是战略需要，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在具体谈判当中，中国可能表现得比较保守。中国经济一方面进一步发展，需要积极、更多地参与；另一方面是发展中经济，处在阶段调整时期、转型期，在深度开放方面存在很多困难。所以，中国一方面在口号上、战略上是推动者、领先者，但是在谈判当中可能是又不积极。因此，这需要政治决心、社会支持，尤其是政治决心，要横下一条心才行。
领导文萃：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现在将扮演什么角色？
张蕴岭：整个东亚有一个共识，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内部性越来越大，从未来看，中国对本地区能够提供的利益会越来越大。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的贸易市场，将来，提供给大家的利益肯定会增大，这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区域向心力。从未来看，地区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
中国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或是亚太地区，包括拉美，主要是靠美国市场，美国市场为参与者提供机会，使参与者能够从中受益。将来中国能不能取代美国市场的作用？中国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确定了美元霸权，有各种各样的机制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样，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市场，能够保证参与者受益，另一方面又能保证美国从中得到主要的好处。这个结构基本上是靠战后的特殊环境建立起来的，将来不太可能再依靠这种方式重构制度。所以，中国的作用恐怕也得重新设计，要有新的形式，新的框架。有的人觉得中国将来能够替代美国，其实没那么简单。比如，即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也不一定获得美元那样的特殊授权，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无限制地印发货币。
领导文萃：TPP提出后，国内有些人把TPP高度政治化，说是美国要借此破坏东亚合作，是孤立中国的战略。对此您如何看？究竟如何看待TPP？
张蕴岭：我认为过度政治化的解读过于简单。美国确实存在通过阻止东亚的“排除美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战略考虑，也有相应的行动。但TPP有它自己的逻辑，从美国来说，从其他国家参与来说，有其“合理性”。对TPP，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只有对它认识正确，才可以知道怎么应对。怎么来认识TPP呢？我觉得首先得从宏观的大背景和具体背景两方面来看，大背景就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发展。二战以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基础是逐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开放的、有规则的开放国际市场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参与和利用这个体制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也就是美欧日，因为它们是主要参与者，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这个体系，这些国家利用现成的开放市场环境，动员自己的优势——廉价劳动力，实行开放政策，迅速地取得了发展。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果继续坚持在发达市场内生产，由于人力资源成本等因素，就会失去竞争力，于是就把业务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形成大规模的资本转移和连带技术转移。过去，贸易投资都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后来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投资开始流向发展中国家，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步入高收入行列，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此情况下，他们也开始把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市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竞争局面，发达国家遇到了来自新兴经济的竞争压力，大量的产业外移使得他们贸易出现不平衡，就业岗位无法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改变竞争格局和竞争规则，下决心改变所处的困境，这就是TPP谈判要解决新领域问题的大背景。过去的WTO议程主要推动的是市场准入开放，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现在，美国通过TPP这个榜样，要重新规划，重订规则。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规范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的一个新环境，也就是说过去单纯靠优惠政策、廉价劳动力、现成的开放结构来加快发展的环境在发生变化。当然，美国要重订规则也不容易，世界也不是都能听他的。参与TPP的各国都有各自的利益，它们也在捍卫自己的利益，力求构造有利于自己的各种市场制度条件，因此，TPP谈判也会很艰难。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参加TPP不一定是一场灾难，先缓冲一下，做好准备也有好处，但长久来看，将来势必得参加进去，不一定是TPP，也可能是别的形式，反正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涉及到新规则。显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TPP不是主要着眼于增加贸易市场份额，主要目的还是规则制定，其长期目标是拓展到整个世界市场结构的重构。它的目标很明确，在TPP这里搞成功了，这些东西都要拿到WTO去推动。在这种趋势下，我们要做两种准备：第一，尽量减少我们不参与的负面影响；第二，要准备将来参与制订新的规则。我建议从现在开始在谈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将来的RCEP的时候，都可以有选择地涉及TPP的一些领域作为过渡，这样也是一个应对办法。 东亚共同体目标不必放弃，
但要务实
领导文萃：我们需要以何种态度来看待变化中的地区经济合作关系？
张蕴岭：我们必须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各种变化中的地区经济合作关系。如果不是以这种态度来看，第一容易很着急，第二容易把它看过度了。这其中有没有政治？当然有，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这一点美国的TPP是很明显的，首先是有利于美国构造，但是既然十几个国家都参与，光是美国受益，别的国家肯定不干。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坚持两个战略，在区域合作上，第一我们能搞什么就搞什么，以积极的态度来推动。近处能搞成，就重点推近处，近处有困难，那就寻找别处。第二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只看眼前，中国永远做不了一个领导者。通过开放来推动我们本身的改革，还是我们的一个战略。从经济角度来看，在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竞争才能提升，这对中国的经济调整非常重要。现在很多舆论不利于这样一个方向的发展，比如，对形势悲观，对未来合作失望，没有信心，认为现在什么都是乱糟糟一片，政治冲突上升，甚至要发生战争；还有的就是过分自信，觉得“风景这边独好”，中国自己不错，好像没有必要去搞这些东西，我认为这些恐怕都是有害的。
领导文萃：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政治因素？
张蕴岭：政治因素有没有？肯定有，每个国家都在创造有利于自己利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是政治战略，往往是“零和游戏”，还有政治安全环境的不利影响、干扰，当前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因素，这需要去克服，需要创造有利的环境，同时，也不能让政治挡住一切，把什么都政治化。比如，TPP，有政治因素，我认为更多的是经济因素，不然，如果是美国的一个政治计谋，就不会有这么多国家参加。
领导文萃：像TPP和刚才说到的RCEP，对整个东亚合作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张蕴岭：只有一部分东亚国家参与了TPP，因为各个国家都是有多种选择而不是单一选择，这个地区的结构比较复杂，没有办法形成单一的区域合作模式。过去我曾经提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一个合作的东亚和美国来进行集体谈判，这样的话就解决了亚太问题，但是这个设想有点理想化，没有办法实现。现在各个国家都是多种选择，在这种多种选择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面临对自己国家的现实多重战略选择。我们看到，日本一方面参加TPP，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中日韩，还在推动整个东亚合作，为什么？因为东亚这一块对它越来越重要。RCEP为什么今年要推动？因为东盟感觉它的“中心地位”保不住了，再不领头推动，无论是它的地位，还是利益，就受到巨大的伤害，所以，外部压力也是动力。
我现在正在参加新的一届“东亚展望小组”的研究工作，来自东亚各国的专家都觉得，东亚合作不往前走不行了，一定要搞出一些新的进展来。所以，专家组提出建议，2020年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这是个新目标。这个新目标是有基础的，这就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重心，未来二三十年，美国经济的作用是下降的趋势，东亚的作用会增大，构建经济合作制度也是一个保证，一个宣示。
领导文萃：“东亚共同体”这一目标是不是已经宣告不可能？
张蕴岭：把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目标看来有些遥远，也需要重构定位，但不必宣布放弃，现在需要做的是务实。现实的情况是，不属于东亚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俄罗斯都加入了进来，在此情况下，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东亚合作的政治框架难以统一起来，可能会保持一种多层结构——“10+1”，“10+3”，“10+8”（东亚峰会），各尽其能，逐步理清各个分工。从今后发展趋势看，“10+1”的功能会加强，因为更能体现各国与东盟关系的深度构建。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东盟有着地缘特殊性，也有着发展上的共利基础，要在发展紧密经济联系，加快互联互通，创建一体化大经济区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时，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与安全合作。南中国海争端无疑是中国与东盟构建新政治安全关系的一个障碍，只能用超常的智慧寻求缓解和解决的途径，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东盟的对外战略是创建大国平衡，对中国的战略警惕，必然促使其用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办法来平衡中国，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安全合作还是以功能性构建为主，也就是说着眼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深化利益基础，减少和防止争端升级。
什么时候能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东亚共同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现在很难描绘清晰。在我看来，在东亚，共同体主要体现在一种和合精神、和合利益，以及多层的和合机制构建，因此，东亚共同体也许是“大道无形，意在其中”。当然，这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它是靠一步步务实来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