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闻传播学书”栏目主持人按语 《言论自由的反讽》（The Irony of Free Speech）很薄，中文版小32开，正文仅112页。作者是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欧文·费斯（Owen M.Fiss），1996年初版。在费斯的文本语境中，一味地放任个人或集团的自由表达，并不能带来社会中各种成员平等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在言论自由领域，国家并非绝对的朋友或敌人，可以帮助放大弱势群体的声音。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为该书中文版作序，承认费斯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中国在通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是否可以说，在这样的阶段，某些在本书里受到批判的理论却反而可能切合我们的需要，因而应当认真对待、付诸实践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
《言论自由的反讽》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国家可以是言论自由的朋友，而非敌人。在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代，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鲜明而独特的。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国家是自由的天然敌人，国家企图压制个人的声音，因而也正是国家，必须受到制约，必须保证每个人说话的权利。作者在这本书中却说，“一味地放任每一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并不能带来社会中各种成员获得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机会”。作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扩大公开辩论”，确保所有公民能够行使实现民主自决必不可少的权利——知情权，而实际上，一些拥有强大传播手段的个人或集团的言论自由，盖住了很多弱势群体发出的声音，使它们难以被听到。
作者在书中解释道：在某些情形下，国家机器会试图压制自由和公开的辩论，此时，第一修正案的确是制止或者防范这种国家权力滥用的可靠机制。但在另一些情形中，如果国家之外的权力（例如拥有传播手段的个人或集团）正压制着言论，那么国家可能必须采取行动，来增强公共辩论的活力。国家可能必须给那些公共广场中声音弱小的人配置公共资源——分发扩音器——使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国家甚至不得不压制一些人的声音，为了能听到另一些人的声音。
对于“国家之外的权力正压制着言论”的情况，作者引用了“言论沉寂化”这一理论来阐述，并以对仇恨言论、色情文学和竞选捐款三大问题的有效监督为例，阐述了政府通过干预“促进自由和公开的辩论”的重要意义。
为了言论自由，而对仇视言论、色情文学和竞选捐款的无限制保护必然会危及相关的弱势群体——少数种族、女性和没有捐款能力的贫民——的言论自由。
以竞选捐款为例，作者指出：无限制的政治开支不仅延续了财富的不平等地位、将穷人置于政治竞技场的弱势地位，而且会产生“沉寂化穷人”的后果。例如，富人在传媒和其他公共领域的传播空间中如此具有支配性，以至于公众实际上只能听到富人的声音。其结果是，穷人的声音可能被完全淹没，继而损害到公开辩论的健康性。
国家作为分配者的责任，就是为各方创造出平等交流的环境，作者非常重视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并介绍了“给公共广场中声音弱小的人分发扩音器”的方法：由国家建立和资助“公共广播公司”。这一决议……致力于在公共广场中引入一种摆脱商业动机的声音。其设想是，一个公共广播系统应该主要涵盖那些可能被商业广播忽视却又对集体自治至关重要的问题。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由国家为“声音弱小的人分发扩音器”的做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向“声音弱小的人分发扩音器”看似是追求平等的过程，但是由于国家处于“发放者”的地位，向谁发放扩音器就成了权力的体现。任何权力都有着扩大边界的冲动。在这个寻找“声音弱小的人”的过程中，国家必然会去追求最有利于加强权力的方式，找到那些“声音弱小的人”中最有利于权力扩大的人，或者，至少是不反对国家权力的人。
问题是谁来监管国家“分发扩音器”的行为，我们需要找到更加明确的答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新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