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翻译活动是一种动态的活动， 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受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刻画上时代的烙印。本文以《简·爱》两中译本为例，从阐释学前见理论的角度对比分析《简·爱》两中译本语言的时代性特征，从而揭示隐藏在翻译背后的语言的自然演变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简·爱》 阐释学 前见理论 语言的时代性 社会文化环境
一、引言
《简·爱》是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其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语言使它备受广大读者青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本文将从现代阐释学的前见理论入手，对比分析1933年7月完成的李霁野译本（简称李译本）和20世纪90年代的黄源深译本（简称黄译本），从而揭示隐藏在翻译背后的语言的自然演变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二、理论剖析与实例分析
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文献学”，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 Dilthey）的“古典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 G. 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
前见理论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重要内容。前见（Vorurteile），或者说是前理解、偏见、成见、先入之见，主要是指人们在理解文本或认识事物之前由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历史地位等因素而构成的人类先存的心灵状态。前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建立在海德格尔理解的前结构基础上的前见理论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解释的前见。前见不再是达到文本正确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和解释的首要条件。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前理解包括三个因素：1. 先行具有，即预先有的文化习惯。2. 先行看见，即预先有的概念系统，人从他所在的文化中接受了语言及运用语言的形式，必定将其带入理解过程中。3. 先行设定或先行把握，即预先有的假设。先有、先见和先设说明了人在进行任何理解之前，必然是带着前理解来进行理解的，头脑中并非是一张白纸。
本文根据所选两译本时间跨度较大的特点，从特定社会中语言和社会文化环境角度出发，对比研究《简·爱》两译本语言的时代性。
（一）语言的自然演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480）曾经说过：“一切皆变，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语言也不例外。汉语的演变首先体现在汉字和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上。1933年7月完成的《简·爱》李霁野译本（简称李译本）产生年代较早，其文字用繁体字，竖着排版；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也与现在中国内地的书写形式不同。而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黄渊深译本（简称黄译本），其书写形式与当代书写形式相同。这是因为翻译作品是为一定的读者群服务的，译者必须选择其所处时代语言形式。其次，演变是语言发展的普遍特征，它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具有时代性。
本文选取的两个译本时间间隔长达六十几年，不同的选词，反映了语言在不同时代的演变。在此，笔者选取了《简·爱》前五章的两个译本来考察语言在演变中的新旧更替。
前五章中，原文 “an hour”和 “half an hour”均出现了四次。李译本将其翻译为 “一点钟”和 “半点钟”。黄译本翻译为 “一个小时”和 “半个小时”。现举其中一例：
例1：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李译本：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
黄译本：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溜达了一个小时……
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 “一点钟”是凌晨一点或下午一点，而“an hour”是 “一个小时”。可是在李先生从事该作品翻译的年代，用“一点钟”来表示一个小时。民国十六年（1927），伍建光先生翻译的《孤女飘零记》中，也把“an hour”译成了“一点钟”{1}。可见，译本的语言受当时的语言习惯的影响，具有时代特点。
译者不能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客观存在。译者的前理解中语言的自然演变决定了译文语言的历史性特征。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译本，复译是时代的要求。
（二）社会文化环境对译本语言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以及时空观念的总和，它包含着该民族个体的世界观，作为民族一员，译者无法跳出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因而，译者在翻译中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她）的语言知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
李译本和黄译本译自不同的历史时期。《简·爱》初到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因此，李霁野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更多地围绕着改造社会的政治变革，服务于急迫的现实斗争与当前的社会需要。这一点表现为李先生经常选用比较激进的语言，甚至为原文语言平添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色彩。而黄译本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黄先生翻译《简·爱》则更多着眼于艺术阐释，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因此，黄译本选词比较温和。请看下例：
例2：John had not much affection for his mother and sisters，and an antipathy to me.
李译本：约翰对他母亲和妹妹没有什么爱，对我却怀着仇恨。
黄译本：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而对我则很厌恶。
例2中 “antipathy”的意思是：反感，厌恶，憎恶。两译本分别翻译为：仇恨和厌恶。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仇恨”的意思是：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强烈憎恨。“厌恶”的意思是：（对人或事物）产生很大的反感。很明显，这两个词的程度不同，“仇恨”更激烈，“厌恶”较温和。简和约翰是表兄妹关系，约翰讨厌简，总欺负她，可这种不喜欢并不是仇恨。因此李译本言辞过于激烈。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请看下表：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李译本受当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选词比较激进，往往使用比较正式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相比之下，黄译本的用词温和得多，而且有些时候会根据上下文进行意译。由此可见，译者前理解中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两译本的语言的选择。
三、结语
总之，在翻译实践中，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译者的前理解。因此，译文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留下译者前理解的印记，反映当时所处年代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环境特征。前见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性，理解具有历史性，因此，作为理解的实现方式——语言也具有历史性。译文语言不仅体现了语言本身的演变，而且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翻译思想的转变。
{1} 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6页。
参考文献：
[1] 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1.
[2] 李霁野.简·爱[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3] 黄源深.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4]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 王钢.普通语言学基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6] 霍恩比著.李北达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 汉语大词典编撰委员会.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
基金项目：该项目（Y2012 S005）得到辽宁医学院青年科技启动基金项目资助
作 者：李新，硕士，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