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瑞典著名作家、戏剧家和瑞典现代文学奠基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逝世100周年，瑞典国内、欧美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我们中国也不例外，北京、上海等地举行了斯特林堡戏剧演出和各种研讨会，缅怀这位给世界文化宝库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作家。我作为五卷本《斯特林堡文集》的中文译者，写此拙文，以示纪念。
因亵渎神灵，回国应诉
1884年秋，斯特林堡写了12篇关于婚姻生活的短篇小说，取名 《结婚》，其中大部分是自己对婚姻、感情生活的体会，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类似当今的调侃。出版过斯特林堡开创性长篇小说《红房间》的出版商卡尔·伯尼尔不久前出版了斯特林堡的《诗集》、《相同与不同》和《梦游者之夜》，但销售情况不佳。斯特林堡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给他写信说：“这是我写得最妙的一本书”。伯尼尔满怀希望，一下子印了4000册。他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书里存在有损宗教的内容而遭禁售和指控。
此事是由《道德的酬报》一文中下面这段话引起的：
春天的时候，他施了坚信礼。上层阶级以耶稣的血和肉的名义从下层阶级得到保证，后者不计前嫌，这个惊人的举动长久地留在他心里。牧师把从赫格斯塔特商店买来的每壶65厄尔的皮卡顿甜酒和从列特斯特罗姆商店买来的每磅1克朗的玉米薄饼当作800年前被处死的，来自拿撒勒的蛊惑民众的耶稣的血和肉赠给教徒，对于这种无耻的欺骗他没有反应，这个时候他不再有反应，而是“赞同”。
9月27日《结婚》摆到了书店的书架上。10月3日下午3点钟，斯德哥尔摩市政司法官维赛尔到了伯尼尔出版社，宣布对《结婚》一书暂时没收。他是受司法大臣尼尔斯·冯·施泰因之命行事。同一天施泰因还指示首席检察官组织起诉，控告《结婚》部分内容违犯了出版自由法第三条第一款——有“亵渎上帝或者嘲笑上帝的话或圣礼”。
斯特林堡生性敏感胆小，连牛和狗都怕，人们在《病人辩护词》中看到，他和妻子西莉·冯·埃森为了家里的那只小狗发生过多少次争吵，直到西莉非常有尊严地处死那只狗才平息下来。斯特林堡不善言词，一般人认为他会写不会说，起码是说出的言词不如写的那么铿锵有力。舆论和他相当多的亲朋好友都鼓励他回国应诉，其中有他的好友、挪威著名作家比昂松，他用关怀的口气劝他回国应诉，结果惹怒了斯特林堡。斯特林堡多次表示，他不会回国应诉，他说：“我的事要求现在就树立一个榜样，用不到场的做法对一条荒唐的法律表示抗议。他们准备让我去当烈士。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荣誉，因为我不相信烈士，我也不想捞取荣誉。我自己经常说，我讨厌说大话和把人当神崇拜，所以我想尽量藐小和诚实。正因为如此，我拒绝在跳板上表演，拒绝在讲台上讲话，拒绝到吹牛皮、说大话和表达乐观的场合去吃吃喝喝。”
出版商伯尼尔胆小怕事，担心失去正直、守法的好名声。他是犹太人，据说耶稣是被犹太人杀死的。他千方百计动员斯特林堡回国应诉，写信不成，就亲自到日内瓦去找斯特林堡。但对方发誓不回，他要用笔跟他们打官司。他在一封信里对朋友说，他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时，别人告诉他，“最高法院的一半人是由鸡奸成性的人组成的”。后来斯特林堡接到斯德哥尔摩一位朋友的电报，改变了主意，决定回国应诉，这也是妻子西莉的想法。
1884年10月20日斯特林堡乘坐的火车慢慢停在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站在那里欢迎他的人大声欢呼，人们头上的礼帽四处乱飞，喊声那么响、那么洪亮、那么一致、那么自然，那种表示公开赞扬的场面过去很少见过。在他去旅馆之前，他向聚集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先生们！
从我最后一次离开这里以来，你们已经能呼吸、喘气了，这使我很高兴。我走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沉闷、压抑，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我感谢你们到这里迎接我，我保证，不管会发生什么，我都将尽自己的义务。”
当天晚上新剧场举行欢迎演出，演出斯特林堡创作的童话式话剧《幸福佩尔的旅行》，举办者的目的是支持斯特林堡和向法院示威。在第四幕佩尔成了一个东方国家的哈里发。那个国家是瑞典的一幅讽刺画，剧中多处影射王室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斯特林堡和很多人都认为，起诉的始作俑者为索菲王后、她的牧师、国王和保守派政府。落幕时，观众把斯特林堡喊到台上，给他戴上一个有红色绶带的月桂花环，台下欢呼声四起，前排观众脱下上衣在空中挥舞，向他表示敬意。不过他对人们到车站欢迎和那次演出，在三个月以后，在以给一位虚构的朋友写信的形式创作的小说《刑拘始末》中作了无情的嘲弄和讽刺。对于剧场外面的气灯，他说，点灯是为了让警察更好地对付下层阶级，对他的欢呼实际是“喊叫”；对于那次演出，他说，组织者约瑟夫松是那么不客气，他让作者看自己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自己创作的那个剧！斯特林堡认为观众大喊大叫是在示威！只有他一个人孤单地坐在那里，让人观看，让人欢呼！而此时他在想他的睡衣、他的拖鞋！他在想日内瓦，在想丹塞特大街3号他的住处。他不配当什么“大人物”。他永远不会相信欢呼声。因为他们今天欢呼你，明天可能就对你吹口哨。
斯特林堡回到斯德哥尔摩的第二天，市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斯特林堡到庭，他表面上很恭谦，但态度十分强硬。他借用自己的作品《为了思想自由》里被指控犯了“亵渎”罪的主人公所使用的带讽刺性的口气讲话，否认他亵渎上帝。“如果说上帝指的是基督 ”，他说，“那么，我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否定基督的偶像并不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至少写出《圣经的基督教义》的那位文学史教授不这么看的。”
这位文学教授就是维克多·雷德堡。他22年前曾经因为否定基督的偶像轰动一时，受到维护基督偶像的正统教会的激烈攻击。如今他当了教授，成了文化名人，但是他不认为自己当年的情况与斯特林堡案件相同，因此拒绝出庭作证。
斯特林堡强调，他既没有嘲笑上帝也没有嘲笑圣礼，他描写圣餐式的那些话应被看作介绍情况，而不应该被看成是嘲笑。
11月17日下午法院宣布斯特林堡无罪，等候在那里的人群立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人们挥舞着帽子，向站在台阶上的斯特林堡表示祝贺。很多人还跑到斯特林堡住的旅馆，对他表示祝贺。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感谢你们的祝贺，但是我不能把你们的祝贺看成是对我个人的祝贺。我愿意把这看成为思想和言论自由取得的胜利而高兴的一种表示。” 第二天，即11月18日晚，斯特林堡登上南去的列车。车站上有很多人向他欢呼为他送行。但是也有人向他吹口哨，还有几个小孩和年轻人向他示威，斯特林堡耳朵里带着支持与反对的混合声再次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欧洲大陆漂泊。
地狱危机
斯特林堡因《结婚》一书的内容有“亵渎”神灵之处而遭到起诉，经过多种考虑之后，1884年10月10日他回国应诉。他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也被陪审团宣布无罪。但是他脆弱的神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产生了一次精神危机。他东躲西藏之后，回到瑞典的隆德，把这次经历记下来，创作了《地狱》这部小说。
一般史学家认为，《地狱》讲的是1894年秋天他同第二个妻子弗丽达·乌尔离婚到1897年6月说自己打算进修道院这段时间的生活。他自己说《地狱》是记录了他“50岁时发生重大危机”和“精神生活革命”的一部文献。显然他认为这部作品是他自传的继续。像《女仆的儿子》和《疯人辩护词》一样，《地狱》中的主人公与作者斯特林堡有很大的不同，应该说三部作品都有程度不同的真实性，是研究斯特林堡及其作品的重要文献。但有的内容被夸大或缩小，有的被扭曲，至少都是作者的一面之词。
当年法国是欧洲的文明中心，很多北欧国家的作家、艺术家都到那里寻求发展机会。斯特林堡从年轻时候就产生了“征服”巴黎的野心。他潜心学习法语，但不上正规学校。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种特别的法语，在法国人看来很不纯正，因此他与帮助他修改用法文创作的《疯人辩护词》的法国朋友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不欢而散。《地狱》也是用法文创作的。应该承认，斯特林堡在巴黎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他的一些作品被译成法文出版，《父亲》于1856年12月在艺术剧院首次上演，博得热烈掌声；以法文出版的《疯人辩护词》于1895年1月出版，还有一些文章在法国报纸上发表。
但是斯特林堡在法国的文化名流中取得的地位还不能与屠格涅夫或亨利·詹姆斯相比，对此他很不服气。他给自己的作品贴上象征主义的标签，以便适应新兴的时髦潮流。他自豪地称1888年创作的第一部自然主义剧作《朱丽小姐》为象征主义的作品。根据是，仆人残忍地杀死了朱丽的黄雀，此举象征主人的命运。他还称自然主义大师左拉为“象征主义大师”。很可惜，左拉在为《父亲》法文本写的序言中对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风格不承认。他在给斯特林堡的信中说：“说实话，我对那些简短的分析感到吃惊。您大概知道我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我喜欢人物都有完整的婚姻状况，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和我们呼吸着一样的空气，而您的上尉则完全名不副实，您的其他人物几乎都是凭空制造的，没有给我对生活的完整的感受，而这一点正是我要求的。”多数学者认为，左拉的评价不够公正，实际上斯特林堡已经把自然主义风格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左拉的观点可以看出，当时的巴黎人并不承认斯特林堡是什么博大精深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他的异国风格和奇怪看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看作是一个北方来的野蛮人，他粗暴，但是有一定的才华。
斯特林堡第二个妻子弗丽达·乌尔贵族出身，是一位记者，她之所以跟斯特林堡结婚是因为崇拜他的才华。两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她是1894年9月中旬来到巴黎的。当时斯特林堡正住在画家、书画商格烈杜尔有钱妻子豪华的住宅里。五间房子的陈设全是雕花家具、波斯地毯和贵重的法国瓷器。墙上挂着凡·高、伦勃朗和鲁本斯的画。但是斯特林堡对这里的豪华感到恶心，他说房子里散发着有钱女人香水的臭味儿。而弗丽达却是冲着这套豪华房子来的。她自己曾经说，她曾设法勾引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的格烈杜尔，但此人不为所动，她只好去找他的秘书弗兰克·韦特金。她和他1897年生下一个孩子。这次斯特林堡和弗丽达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10月22日弗丽达回到奥地利，从此俩人没再见过面。斯特林堡早在奥地利的时候就欠下很多债，欠弗丽达姐姐的、弗丽达父亲和她外祖父的。但是斯特林堡对他们的态度极为“傲慢”，他把那位外祖父称为“放高利贷的老东西”。他认为“年轻人有权先享受，以后再还债。”
1895年1月11日斯特林堡被送进医院，其实就是手上长了一个疮，几年前手上就长了牛皮癣，可能是因为搞化学实验加重了。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医生卡尔·路德维希·施莱赫曾经证实，斯特林堡“体质好，敦实，长着几乎可以说是巴罗克风格的肌肉，发达的四肢，他的胸脯宽大，鼓鼓的，像是在做深呼吸。”
这次住院费是瑞典女雕塑家伊达·埃里克松通过在瑞典侨民中募捐解决的。有一天斯特林堡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找朋友喝咖啡，恰好碰上一个他认为是为他捐过款的男人。由于他深信别人在怀疑他拿自己的病进行欺骗，他感到自己像个乞丐，根本没有权利去喝咖啡。“乞丐！这话一点儿不假；这词在我耳边嗡嗡地响着，使我的脸烧得通红，是耻辱的红、受辱的红、愤怒的红！真想不到，一个半月以前，我还经常坐在这张桌子旁边，我的剧院经理容许我请他吃饭，他对我以亲爱的戏剧大师相称；记者争着对我采访，摄影师请我给他卖我的照片的荣誉；而现在却成了一个乞丐，一个被人侮辱的人，一个不准同别人交往的人！被人鞭打，脊梁已断，走投无路。我像一个在夜里出去偷鸡摸狗的人，沿着大街蹒跚地走回我在被传染上瘟疫的人那里的窝子。”
除了伊达·埃里克松为斯特林堡募捐过以外，还有几次其他的募捐活动，其中一次是挪威著名作家克努特·汉姆生发起的。他在呼吁书中谈到了斯特林堡“无可奈何的处境”，说他“正经历着一次危机，可能会导致他的毁灭”。很多著名作家和艺术家都签了名。三四月份又有人组织了一次募捐，主要发起人是维朗厄尔，斯特林堡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他。
征服巴黎的梦想没有实现，与第二个妻子离了婚，且贫病交加。于是在1893年前后，斯特林堡放弃了在德国的文学创作，而从事科学研究，企图在这个方面有所建树。他反对基本物质的理论，决心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
1895年夏天，斯特林堡把他的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他称自己是“诗人化学家”，把他的化学分子式称之为“化学上的十四行诗”。如果说一切寓于一切之中，那么感觉灵敏的诗人就是暗中存在的统一性的最合适的发现者，坩埚和显微镜之类的东西都是多余的物品。这年四月他在巴黎发表了一篇化学论文，题目为《介绍一种化学上的统一性》，他在论文中用一大堆分子式对一元论理论进行阐述。 1896年1月斯特林堡在巴黎发表用法文写的《森林中的森林》，他的神秘主义者朋友托士登·海德隆德在哥德堡替他发表了用法文写的《植物园》。斯特林堡在这些作品中强调，他在观察大自然中有了很多发现，各种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举例说：翡翠鸟由于一小时一小时地在溪边等着捕捉水里的鱼，脖子上长出了颜色漂亮的、像鱼鳞一样的羽毛和翅膀。鲐鱼脊背上的波状条纹很像滚动的波浪，我们可以临摹在画布上，再现波浪的形状。树上和芦苇上的白霜很像地衣、玫瑰和菜花。斯特林堡把这种观察结果说成是无机界与有机界之间联系的证据。他还说，人面天蛾翅膀上的花纹是由于到刑场和墓地上去在死人身上孵化幼虫而出现的。植物界的各种形状重新出现在金属上。向日葵用其花托、花边和黑点再现太阳的形状。花和动物互相借鉴和交换形式。
这两部作品的观点都不被科学界接受。但是斯特林堡并不气馁，他写信给自己神秘主义者朋友海德隆德，说自己开始相信，灵魂不灭完全是可信的。他举出一个证据：“蝴蝶的幼虫到处爬，像我们动物一样吃东西。有朝一日它生了病，没了力气，身体越来越弱，但是最后还要挣扎着为自己编寿衣和修坟墓。它开始分解——坏死！既可以说是死了，也可以说是活着！因为活着和死了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把蛹打开用显微镜看过，里边只有像尸体在腐化时一样，有一种白色、没有固定形状和奶酪状的物质，还有一种臭味儿。在这种黏糊糊的东西里，蝴蝶从‘不定芽’里长出来，离开坟墓。这就不只是象征的问题了，如果说这也是象征的话，那么造物主就是一位用漂漂亮亮的象征对只听懂他一部分话的蠢人说话以进行消遣的艺术家！”
1896年夏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有一位波兰朋友住在柏林，叫普弗博芬斯基，他有一位情妇，名为马尔特·弗德尔。她在6月份突然死亡，普弗博芬斯基被怀疑是凶手。后来证明马尔特是自杀。斯特林堡开始胡思乱想，想象着普弗博芬斯基正在巴黎准备暗杀他，因为他与普弗博芬斯基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斯特林堡好像听到钢琴里传出舒曼的曲子《高潮》，这正是普弗博芬斯基最爱的曲子，这说明他已经打听到自己的下落。他给海德隆德的信里说：有人要暗杀他，有人敲他的墙，有人向他的房子里通电想电死他，他有被警察当作伪造艺术品的人被抓起来的危险，这一点是由他的朋友格烈杜尔贩卖他的画出了问题造成的。
这时候人们发现，斯特林堡得了怀疑症，精神失常了。他在7月18日写给海德隆德的一封信里说：“要是我看着我的枕头像个人，它就像个人。如果有人说这只是我的想象，那么我就说：——您说只是？——不，我内心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比这还要多！枕头是用鸟的羽毛填起来的，羽毛曾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从枕头上看到的是灵魂，是使枕头呈现人形的力量；枕头是用亚麻布做成的，亚麻布的纤维曾是生命力的运输工具，所以我从枕头上看到的是事实，我还可以把我看到的形状画下来给别人看。”
7月19日上午11点15分斯特林堡跑出奥尔菲拉旅馆，住进钥匙大街的一个公寓。同一天下午3点钟他给海德隆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完全相信有人要用煤气暗杀他。他详细叙述了在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事，说他听见隔壁屋子里有秘密谈话的声音，说他如何在《圣经》里寻找安慰等等。
斯特林堡东躲西藏，最后于1896年离开奥地利，经柏林和丹麦回国，在隆德定居下来，把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写下来，这便是《地狱》。人们习惯上把此次事件称之为斯特林堡的精神危机。
别样的《玩偶之家》
斯特林堡很早以前就提出，男女之间的矛盾将困扰着现代社会。事实证明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斯特林堡在兄弟姐妹当中排行在中间。中国有句老话：大的胜，小的娇，挨打挨骂在中腰。他在《女仆的儿子》这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中说，他在担惊受怕中长大成人，“担心哥哥的拳头，女仆揪头发，外祖母的责骂，母亲的树枝和父亲的藤条”。因此他极端的敏感和脆弱，强烈希望别人疼爱他。他在青春期逆反心理很强，以此克服自卑，在众人面前不示弱，用怀疑和反抗对付现存的一切，用先发制人掩盖自己的虚弱和不安。做强者、做堂堂男子汉是他一生的追求。
1886年他在给海登斯塔姆的一封信里说：“这里是德国！在博登湖畔和一个土地出租者住在一个乡村别墅里。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父权制和铁的纪律，处处能见到胸膛丰满的六尺高的新兵！法国是苦艾酒和自暴自弃，瑞士是母权制养成的溺爱。这里还有真正的男子汉。我赞成俾斯麦的讲话。他是现实主义者，是现代的神灵。如果还想要国家和社会就要认真管理。只要还有国家，就要有卫兵；有卫兵，就要有营房，就得从早晨5点钟操练到晚上8点！啊，我们不过是理想主义的残余！”俾斯麦是他心中的英雄，他曾发誓要当兵，要当战地记者。当时人们很崇拜青年军官：受阅礼服、绶带、马刀和带马刺的马靴。斯特林堡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很多是军官，如《父亲》中的骑兵上尉，《死神舞》中的上尉，《朱丽小姐》中的伯爵也是旧军人。他们还具备科学知识，有的是化学家，有的是植物学家，有的是地质学家等等。但是他们在与女人的斗争中都是失败者，都是当代“女权社会”的牺牲品。
《父亲》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骑兵上尉，还是一位业余时间研究矿物学的自然科学家，给人一种胸怀坦荡和朝气蓬勃的印象，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他的妻子罗拉是他阴险的敌人，缺乏品味，但有坚强的意志。她想把女儿培养成画家，从斯特林堡的观点看，罗拉想把女儿培养成过寄生生活的上层社会女人；而父亲想让她长大成为教师，她自己可以养活自己，结婚生孩子以后还可以教育自己的孩子。表面看，是夫妻之间对于如何使孩子接受教育产生的矛盾。实际上是斯特林堡对社会的批评。夫妻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呢？
斯特林堡在研究法国心理学家特乌杜勒-阿蒙德·里博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派生物：在“头脑”的争斗中，强大的智者可以用“思想传导”即所谓思想控制作为武器去战胜弱者。按照里博的观点，人的个性不是由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很多同时起作用或相互矛盾的特征来决定的。在健康和正常的人身上，这些不同的特征紧密地、有机地连在一起，彼此协调。但是绝大多数人在神经的各个方面都遭受了某种破坏，达不到协调一致。这些人是弱者，生活能力较低，健康和正常的人则是强者。强者可以通过思想控制手段使弱者接受自己的思想。悲剧《父亲》和《朱丽小姐》都有这样的描写。专横、嫉妒心理很强的劳拉玩弄“思想传导”，说自己的丈夫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说他患有精神病，从而控制了丈夫的思想，使意志薄弱的丈夫对她产生了怀疑，最后与她决裂。这一思想在《朱丽小姐》中运用得更加明显。该剧前言中说，仆人让善于学习，有着发育良好的感觉（嗅、味、视）和对美的感受，他是强者；而朱丽小姐是属于正在衰退的旧军人的后代，将被新的神经或旧大脑贵族取而代之，是一个家庭中母亲的“罪恶”所招致的不协调的牺牲品，是一时糊涂和所处环境的牺牲品。在他们发生性关系以后，为了逃避道德的惩罚，让提出私奔的主张，到旅游度假圣地科莫湖去开旅馆。这一想法立即被朱丽小姐接受，并变成自己的意志。仆人让奴性十足，十分担心伯爵回来受到惩罚，暗示朱丽小姐自杀，后者立即接受，当她没有勇气下手时，她请求让给她下命令。结果可想而知。 《父亲》中的骑兵上尉崩溃了，他不再吼叫和谩骂，他向妻子乞求，劳拉想起了自己对她的爱并提醒他，他起初是像孩子找母亲一样到她身边来的，她也正是把他当作一个孩子去爱的。但是当他以情人的身份出现时，昔日的“母亲变成了情妇，真是可怕”，她经常感到羞耻和痛心。她说，母亲是他的朋友，而“女人”却是他的敌人。斯特林堡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带有民间和原始的看法，即女人首先应该是妻子和母亲。但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很多妇女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角色。
斯特林堡第一个妻子西莉·冯·埃森的第一个丈夫福朗尔男爵是斯德哥尔摩皇家卫戍军团的一名军官，她不甘心做妻子和母亲，她想当演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贵族和男爵夫人是不能从事演艺职业的。斯特林堡是戏剧家，答应她实现自己的梦想，让她自由地从事艺术活动。但是她离了婚，嫁给斯特林堡以后陷入了同样的处境，又被孩子和一个难伺候的丈夫拴在公寓里，无所适从。其实所有的男人在恋爱时都会乞求发誓，一旦他把她变成了女人、妻子就变了。因为他当年是作为“孩子”向“母亲”乞求发誓，如今孩子变成了男人，母亲变成了妻子。在《红房间》里，法尔克的嫂子提到自己的丈夫结婚前答应过的事情，这位丈夫却说：“啊，那是当时！”《朱丽小姐》里的男仆让粗暴地对朱丽说：“要让女人上手总得说点儿好听的！”
挪威的戏剧大师易卜生是斯特林堡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欧美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坛上，易卜生的名声远大于斯特林堡。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是，易卜生的戏剧带有社会性和普遍性，符合社会潮流，而斯特林堡的作品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特别是在我国，大家比较了解易卜生，而对斯特林堡则知之甚少。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在中国上演，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有过很大的启示和推动作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因为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被当作玩偶而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这个情节和斯特林堡与西莉·冯·埃森的关系很相似。开始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西莉作为一个演员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斯特林堡发现自己家里也有一个娜拉，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创作了同名的短篇小说《玩偶之家》，把矛头指向西莉、娜拉和易卜生。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位船长，女主人公漂亮、贤惠，他们相亲相爱，并且有了四个孩子。每次船长出海，他们都难舍难分，在此期间他们不断通信，互诉衷肠。但是有一次船长出海情况发生了变化，妻子给他的回信很短，也不像原来那么有意思。
“亲爱的维尔赫尔姆！”——见鬼，维尔赫尔姆！不再用通常的帕尔！——“生活是一场斗争……”他妈的！现在是怎么了？我们跟生活有什么关系！“自始至终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像辛德隆的一条小河……”辛德隆！这不是《圣经》里的吗！——“平静地流过去。我们像梦游患者一样走过深渊，但是看不到它们！”——大学，大学！“还有美学”——美学？阿布拉迪乌斯！[1]见鬼，见鬼！——“有着更高雅的魅力！”——魅力？！——“当我现在从我们漫长的梦中醒来时，我这样自问：我们的婚姻是真正的婚姻吗？我不得不怀着懊悔和羞愧承认，不是！……”船长喝了口水，吃了一点儿鱼子酱，继续看信。“我的婚姻多么的平淡，多么具体。我们的灵魂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和谐吗？不，我们不得不这样回答！我对你来说是什么？你的女管家——说出来不好意思了——你的情妇！我们的灵魂互相理解吗？不，我们不得不这样回答！”……“请你好好读一读我寄给你的这本书！它能向你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它讲出了几个世纪以来隐藏在整个妇女阶层心底的话！请你好好读一读，然后回答我，我们的婚姻是否是真正的婚姻！你的古丽跪拜。”
他拆掉捆在书上的绳子。看到一本简装书的封面：《玩偶之家》，下面是亨利·易卜生著。船长用三个小时读完了，他蒙住了。第二天早晨他批判这本书。第一，海尔茂和娜拉是相爱的，所以他们才结婚。易卜生的剧本说她不爱他是不对的。第二，她开了假支票，但她不能说只是为了丈夫，如果说是为了他们俩和孩子，那就对了。第三，舞会以后他爱上了她，这是正确的，但是更是她爱上了他：“是小狗愿意，而不是大狗。”第四，当她发现男人是公猪的时候，她离开了孩子，这是一个拙劣的卖弄，她至少不应该把教育孩子的权力让给她鄙视的男人。第五，当娜拉看清楚丈夫是一个十足的坏蛋时，娜拉有更大的理由呆在孩子身边。第六，男人过去没能正确评价她是有理由的，因为她的实际价值是吵架以后才显示出来的。第七，娜拉反复无常。第八，事情过去以后，婚姻续存的条件是有的，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别把罪责都推到男人身上。
这篇小说给人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女人是否应该与男人一样负有社会责任？
以上的三件事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斯特林堡。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和痛苦，与家人、朋友和社会不断发生冲突，这使他形成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说：“我觉得我似乎在梦中行走，是创作还是生活无法区别，但是当我马上要清醒的一刹那，我不是陷入良心的责备而发疯的泥潭里，就是想自杀。我觉得我不是生活在空气里，而是生活在黑暗里。一旦阳光透过黑暗，我马上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多亏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我们才有机会欣赏他的亦真亦幻，变化万千的作品。
注释：
[1]拉丁文语法中的“离格”，此处指奇谈怪论。
李之义：原《人民画报》副总监、译审，《斯特林堡文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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