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诗说太多似乎并无多大必要，因为一个事物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自我成熟的过程。诗歌是这样一种事物，它需要在光阴的流转中自我取舍、自我选择、自我明亮，自我成熟。但既然是发起讨论，偶或的言说或许对自我是一种澄清，对他人也是一种参考与借鉴，对诗歌而言，也可有些许激励。
应该说，中国的新诗还是有它的成就的，它像流水一般浸润了人们的思想之岸，融动了灵魂的坚冰，诗性岁月或岁月之诗仍是人们心灵深处一道不可忘怀的风景。同时，新诗向国外诗歌的学习，和西方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也为人们带来了新思想、新方式、新技艺，带动人们的审美趣味与认知追求向更宽广领域发展拓进。而诗人们新诗的创作也可以说蔚为大观，无论就思想题材方面来说，还是语言表达的创新与创造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程度，与时代的脉息相呼应，与心灵的律动共振，展现出汉语言文字的包容力与包涵性，体现了汉字的风骨与魅力。
但新诗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网络时代来临，每一个诗写者都可以自由地加入时代的大合唱的时候，一种混乱与芜杂，高低不齐，良莠杂陈的乱象便呈现出来。我们分析这些乱象，体察众多写作者的生存态势，感受到他们最严重的也是最基本的缺陷就是诗歌中尺度的缺失。在诗写时内心没有一个标准，对写作对象认识不充分，诗艺的不够纯熟，这些造成了诗歌浅表化和低幼化与内部结构主题芜杂含混的局面。这些诗歌的大量泛滥与复制，一方面毁损了诗歌自身的形象，一方面则败坏了人们对诗歌的兴味。因为常常读不到一首好诗，或者说反复地遇到一些坏诗，读者便慢慢地厌而远之了。就此我想简单地说三点。
一是诗歌中的美学尺度。
我认为诗歌首先应是美的，美是一首诗的生命线。美的诗歌才灵动，才有吸引力，才打动人，才能诱发读者读诗的兴味，才能引领心灵进入哲思的思考中去。美之于诗好比花朵之于果实，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当然是果实，但在得到果实之前，首先要能被花色所打动、所吸引。美可以有优美、壮美，也可以有哲思之美、幽邃之美，可以有繁复之美，也可以有简略之美。总之，一首诗要使人读后如饮甘醴，如沐春风，欣然而快意，或于沉思之间豁然有所得。而当今诗坛有一些人以审丑为乐趣，以玩弄低级趣味为能事，类似戏剧舞台上的一些小丑瘪三、猫狗之流，写一些恶俗的文字，招摇于世。这种人不但毁灭了自己，也堵住了人们朝向诗歌之路。所以，当下诗坛去除丑化、鄙化、俗化、矮化的痞子诗歌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情。在诗歌圈子里清除垃圾污染同样是有必要的。
二是诗歌中的心灵尺度。
写作者写诗不仅仅是码字游戏，还是对一个人灵魂的考量。无论是写诗自娱，还是希望能于他人有所启示，一首诗都要有一定的精神含量，要能经得起时间（历史）的考问。你对自己的心灵有足够的把握吗？我要试问每一个诗写者。你是否做到了在世俗面前不低头，在困厄之中不动摇，在世界面前不自卑，在自我之中不迷失？在这个方面，我对中国的诗人还不能很乐观起来，甚至说还颇有些忧虑。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理性的不足，教育与生活中对人的主体性有意无意地漠视，导致人性的脆弱易折。正如诗人们所说，人是水边的一棵芦苇（易折的）。而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每一位诗写者在心灵上是强大的、是明晰的，任何苦难挫折也摧不垮他心中的高峰。这种力量的强大体现在诗歌中表现为对世界的洞悉。世界在他眼中是澄澈的、清晰的、有条理的，他因而能洞察宇宙中一切事理而能把握住自己，进而把握住诗歌。而中国的诗人们，更多像沙场秋点兵，缺乏对自己个体在世界宇宙中的定位。这是一种心灵的无知。
三是诗歌中诗艺的尺度。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每一位诗写者都要明确的。而诗艺还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不断的诗歌本身的进程中和社会生活进程中更新发展着。诗歌的价值本身在于不断带给人们新的阅读方式和新的美感体验，而不是对过去经验的反复重临。所以创新性或创生性成为诗人的不二追求。但我们说，创新性与创生性又是在对旧有诗艺的体认与练习成熟之后实现的转换。这既需要对过去诗艺的反复观摩与演练，同时又要自我意识的跟进。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时刻是一个高度自觉而清晰的人。但在中国浩荡的诗歌队伍中，能保持这样诗艺上自觉且清晰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都是诗歌的追随者、摹仿者，在他们的书写中，诗艺的尺度严重缺失，从而导致一种怪象，几乎每一位中国诗人都是某位外国大师的影子，在外国大师的裘腋下窃窃私语。所以中国一万首诗也不能产生一个真正的诗人，这就好比在奥运场上一万枚铜牌也抵不过一枚金牌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诗界来说，既是一种鼓舞，又是一种压抑。而我觉得，中国的诗人们应解开诺奖情结，做一个安静的诗人，去安静地写诗。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我们的诗写是为历史而存在，为民族的心灵而存在，而不是为诺奖而存在。
还想说点什么，但感觉都多余，还是好好去生活吧。在生活中好好地写诗，这是我们唯一该做的。
责任编辑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