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处重要的关口就如几枚紧绷的纽扣,解开了它,就解开了几千年绚烂的文明。当蜿蜒雄伟的长城行进到晋北右玉县境时,出现了一座影响后世深远的关口――杀虎口。提起杀虎口这个正式的名称,许多人或许不熟悉,倘若说起俗称的西口,知道的人就多了。这个西口,就是杀虎口。想要切近西口,还是先从《走西口》这首歌说起吧。
山西是民歌的故乡,现在已整理出两万多首民歌,数量为全国之冠。这些民歌中有许多已成为了经典传唱的曲目,但若论最具影响力的歌曲,还应该首推是《走西口》这首歌。《走西口》歌曲最早的版本是由晋籍旅居包头的艺人云双羊创作于清朝咸丰五年,即1855年,距今有一百五十年之久了。他演唱的《走西口》突出了浓郁的草原特色:“大豆开花点点白,不到包头不回来,晚上住在毛七赖(村名),又碰见个忽拉盖(蒙语,贼),偷了钱受了害,临走拿了我一枝旱烟袋……”《走西口》歌曲在后来流传中有多个版本,接近于现在唱词的较早的歌词据传可能是这样:
家住在太原,爹爹名叫孙朋安。所生下我这一枝花,起名就叫孙玉莲。
玉莲我一十八岁整,刚和太春配成婚。好比是蜜蜂见了一朵花,叫我玉莲喜在心。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一道往下流……
据此推断,当时走西口的人可能是太原或晋中地区的人,也说明那里的年景不大好。此歌几经传唱、几经修改,或许加入了其它地区走西口背景的因素,后来衍生出了新版本。《走西口》唱腔设计既有草原“蒙古曲儿”的声调亦有晋北“打坐腔”的韵味。细品还有陕北“爬山调”的影子。当今流行于晋陕一带的《走西口》,大约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由山西河曲县艺人樊六生走西口到包头与同乡艺人孙银鱼共同改编而成,歌词大意可能是这样:
叫一声妹妹泪莫流,泪蛋蛋也是哥哥心上的油。实心心哥哥不想走,真魂魂还在妹妹你身左右。
妹妹你莫担忧,走路我拣大路走,坐船我要坐船舱,我遇见崖头躲它九丈九……
这首歌从唱词来分析,明显是哥哥唱给妹妹听的,这与第一首以妹妹为主唱给哥哥的词意正好相反,我们可以猜测当时走西口的滚滚洪流里,年轻男性占的比例很大,这也正好反映出他们一种共同的心声。妹妹念哥哥,哥哥想妹妹,在西口古道上,在破庙乱屋下,在荒山高岗上,在皎皎明月下,这种情感的思念逐渐聚合,还原出它最初的真,歌词也愈加大众化,愈加通俗易懂,慢慢形成了这样的雏形: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我个人以为,还是通过妹妹反复嘱咐,思念哥哥的这种唱法,其细腻而柔情,忧伤而痴情的动人的人物和场景刻画,更能打动听者的内心。时间过去如此久远了,可每当这首歌被如泣如诉地唱起时,总有些内在的情感仍会立刻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认同感、一种文化的归宿感、一种音乐的震撼感。但现代版本《走西口》虽然优美动听,却失去了更多的历史沉重感,失去了塞北荒凉步履艰辛的痕迹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歌曲虽传唱了百余年了,但是走西口的历史却要比这久远得多,从明朝起,距今有四百三十年了。最早走西口的人群,是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明廷派出工匠出塞帮助鞑靼兴建“归化城”以及“仰华寺”的匠人和艺人,他们构成了“走西口”的先驱。此外在明朝中后期,有逃避战乱的、有苦于繁重的赋税出逃的,有因参与白莲教怕被朝廷惩处而出逃的、有在内地犯罪而逃跑的,均拥往口外,这可算做第二批“走西口”的群体。还有就是来自人口的压力,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为四点三亿,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最高峰。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激烈,在内地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游走关外,寻找生机。灾害与战乱是走西口的又一大因素。乾隆六十年间,各省上报的灾害共达一千一百四十次之多,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省大旱三年,出现了被称为“丁戊奇灾”的最严重旱灾,“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另外口外招垦与政策导向是较为明朗化的走西口人员流动的因素。清朝康熙年间,清廷实行“酌开边门”鼓励垦荒的政策,允许关内边民“闯关出边”谋生。而此时的朔平府直接管辖着塞外的归化厅和绥远厅,朔平府治设在山西的右玉城,去归绥必经右玉的“杀虎口”,这才为“走西口”敞开了合法的大门。
但是目前民间流传着对“西口”认定不一的多种说法。有的说归化城(呼市)就是西口;有的说忻州的河曲、保德是西口;有的说吕梁的碛口是水路西口,有的说雁门关、偏头关就是西口,还有的说陕西、甘肃长城沿线各口都叫西口,这些争议当中,有概指的,有泛指的,但都不准确。史学界对此的认为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历史上最早的、最正宗的西口就是今天山西右玉的杀虎口。这是基于以下四点为依据的:首先杀虎口就是西口这是被官方所认定的,《清史稿》里就明确地称杀虎口为西口;其次它是长城沿线以大同为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贸易关口,关税以及贸易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为长城沿线之冠,民间所称的“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具有极其广泛性,东口、西口在民间早被认定,这是有力的佐证;第三它是清政府所设管理蒙古的口外五路驿站(张家口、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杀虎口)的最西站口,西口的叫法和其也有紧密关联;第四在民间传唱的老《走西口》里,其中就有这样的唱词:“走到杀虎口,碰到个旧朋友,他把我留在家里头,喝了一顿糠糊糊。走到石匣子沟,两腿肿了个粗,受苦人不怕腿肿粗,就怕强人来把命收。”另外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就曾写诗《自大同至西口二首》,明确提到了杀虎口。无论从官方到民间,从史料到民间传说、传唱,都有大量证据证明最早的西口就是杀虎口,在这一点认识上,有趋于一致的共同性。
归化城设关迟于杀虎口近一百一十年,在清朝中后期才被逐渐称为西口,那只是迟于杀虎口的另一个时属而不是其本源;走西口现象由来已久,从明朝就开始了,那时候杀虎口正是闻名遐迩的交通要道,而归化城还处于建设中,连轮廓都很模糊。至于黄河一线的水路渡口称为西口也较为牵强,因为从历史学和经济学综合角度讲,有“市”有“关”方能称“口”,并不是只要有出逃的缺口,就可以称为“口”的,只因这是民间老百姓的一般认识,无法从学术层面加以引导。将河曲、保德也说成西口,更为勉强,当年河曲、保德等在内的八局十卡都属于杀虎口关管辖着,只能说明杀虎口当时地位的重要性。漫长的时间以来,杀虎口一直是与东口张家口相对应的西口。
走西口历史首先是晋、陕等地人民的一部苦难史,最早和最庞大的群落尤以山西人谋生的血泪史为主。山西人走西口,遇到的首先是土匪,还有死于沙漠里面的;还有就是被冻死的,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尸骨,白骨累累。
二
杀虎口自古以来就是与雁门关相平行的两道北部边疆的同等重要防线之一,而且它的地理位置更突前。
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杀虎口经历了两千余年的风雨洗礼,先秦两汉时称“参和陉”或“参和口”,隋唐时称“白狼关”,宋改“牙狼关”,明王朝基于抵御蒙古族南下而改称“杀胡口”,清王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而改为“杀虎口”,其名沿用至今。
发生在杀虎口附近的战争数不胜数,有的与改朝换制有关,有的与民族存亡相系。在两汉时期,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就生活在右玉境内和杀虎口关内外。东汉和帝时,鲜卑转入强盛。最早在杀虎口外的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定都,后入杀虎口,向东转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定都。杀虎口成为鲜卑族的发祥地。
其中唐朝有场发生在杀虎口的重大战役是被史家无法忽略的,却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战――唐收复静边军之战。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所向无前,唐军望风瓦解,安禄山由范阳急速渡过黄河,攻陷洛阳,直指长安。正面战场上虽然唐军一败涂地,但却总是史家关注的热点,而对于侧翼的西线――敌后战场,其记载严重不足。当时郭子仪由河套东下,突破天险杀虎口,杀敌七千,收复了静边军,成为了唐平定“安史之乱”中极具战略意义的首捷,以至成为唐由战略溃退到战略反攻的转折点。经由此,郭子仪向东进围云中,向南收复马邑,开通雁门关,打通了南下河东、东下河北的战略通道,此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新局面。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历时五十多年的征服噶尔丹部的战争中,杀虎口一直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着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国防重任。
如今历经了无数烽火狼烟、金戈铁马的千年雄关,却被塞风慢慢遮掩起来,沉默得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了。但它仍然活着,它的强大,在于它的血液已经注入每一个经过这个关口的人们,这种血缘关系代代相传,走出口外的人总在向南面来时的路上回首,从口外走回来的人也总在向北方的某一处张望,杀虎口不仅是传统意义上故乡山西与外乡的分界线,也是他们众多人的命运转折线,同时还是一种经历的标志,走过杀虎口和没有走过杀虎口,成为立刻判定人们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尺,或者说是一种资格。
三
称雄中国五百年的晋商,其发迹与兴盛都是与杀虎口紧密相关的。杀虎口商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从黄河流域文明出发的通往欧洲的又一条国际商道。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经常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到了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茅台酒的魂也可以说是由山西人塑造出来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蔚为壮观。
在清代,这里成了晋商发家的福地了。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就在费扬古军中当厨夫,服杂役。当费扬古军西征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时,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以小商贩的身份,肩挑货物随军前往,作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与杀虎口当地人合伙开了“吉盛堂”杂货店,后发展成“大盛魁”这个北方最大商号,资本近亿两白银。大盛魁人员极盛时超万人,骆驼两万峰。从吉盛堂至大盛魁在抗战前结束,共历约二百四十年之久。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总额之大(一般年份约一千万两)、获利之多、时间之久,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杀虎口商人秦钺早先也只是康熙西征时的一个杂役,后来成为大盛魁经理,捐了个四品顶戴,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其颁发可在蒙古任何地方经商的“龙票”(特许通商证)。这些人先是专为西征清军服务,随军贩卖军需物资,后来发展到与驻军及当地百姓贸易,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富绅。灵石县静升村的王谦受、王谦和兄弟就是在杀虎口起家的这些人的代表。他们的生意不仅在杀虎口做,而且还随军去了“口外”。康熙用兵准噶尔时,其西路军身后的军粮运输,就是由一些精明的晋商来保障的。他们以杀虎口为跳板,在做好清军后勤供给的同时,也繁荣了驻地、发展了自己,逐渐壮大起来。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又是从杀虎口发家的,杀虎口便成为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财的一个跳板。
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签订,两国以恰克图为贸易市场。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采购并加工包装砖茶,由陆路通过杀虎口或者张家口一直运往恰克图。“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这里有一条很珍贵的史料,就是格兰顿将军周游世界以后,国人问他有什么足以向大家称道?他说,足以向大家称道的是,犹太人在世界上经商颇为有名,但是胡服辫发之中国小商人,迫使犹太人让出了很大一部分市场。这里所说的胡服辫发之中国小商人,主要就是山西商人。因为恰克图贸易主要是山西商人垄断的。而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市场,当时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四十九,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百分之十九。
杀虎口如同一个巨大的中枢管理机构一样,将天南地北的货物调集而来,经过分批整理管制,然后在这里进行调拨,这批去朝鲜、日本;那批去新疆、中亚;那批去俄罗斯;还有那批去普鲁士、去大不列颠,一批批庞大的货物由此转运,行销世界。在每一个巨大的商队旁边,都跟随着一群精明而耐苦的商人,他们心里装的都是天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敬拜过杀虎口的佛祖。
四
杀虎口是明朝中后期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同时也成为清代极为重要的税卡。顺治七年(1650年)始在杀虎口设立户部抽分署(税务监督署),即税关,直至1929年与塞北关合并,作为税关达二百八十年之久。
“杀虎关所征者为西北边口出入之税”。杀虎口税关征税线非常长,它征收东自山西天镇新平口,西至陕西神木口一带的进出口关税。杀虎关以边墙和黄河为界,在绵延二百多公里的长城内外线上,在大同得胜口、包头、归化城、天镇等处设立了十个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大青山木税归并杀虎口兼辖。乾隆四年(1739年),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清政府为严格控制民人出塞,规定山西民人及商人出口者必须取得票证,才能出边。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杀虎关初设时,年征关税正额一万三千两,到乾隆中叶时,已增至三万二千三百两,正额外还有溢额,盈余一万二千一百余两,合计四万四千四百余两。极盛时期,年解税银十三万两之多,有“日进斗金斗银”之称。
现在的杀虎口旧址附近,我们仍可看到那些深深浅浅南来北往的道道车辙,很多深达七八公分,最深处有十多公分,可以想见每天从日头升起时开关通行,到日落时分闭关,在这条人们寄予美好向往的大道上,驴队、骡队、牛队、驼队,车马辎重,滚滚人流,硬是将千年也难风化的青石地基,深深勒进两道希望的绳索。这是套在岁月脖子上的绳索,又何尝不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西口就是他们发财梦的起点,宛如鲤鱼跳龙门一样,他们过了西口这道关口,感觉就可以直达辉煌的厅堂了。所以,山西人不管走到哪里,总要回头张望着西口,这应该成为了他们背井离乡之后心头的一块碑了――故乡的界碑、发达路途的盟誓碑、命运转折的纪念碑!
漫漫的二百八十年时间里,许多人挎着包裹,一步三回头的从这里出了口外,有的还远涉草原和沙漠,到了更远的异境他乡;可是若干年后,他们指挥的驼马大队又从这里返回来了,我猜想,当时每一个已经身价百万或者千万的大老板,都会从车上感慨万千地走下来,他们可以在口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可是他们到了杀虎口,却恭恭敬敬,像当年走口外一样,是心怀虔诚与圣洁,端正地朝拜和深深地鞠躬的。
五
杀虎口的历史是一部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融合的文化史。
走西口的人群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商业巨子,上天垂青的往往是少数人。一部分落魄的读书人经商失败,流落到口外,为了谋生,或教书,或行医,或占卜。从此,口外的蒙古族人群中有了《百家姓》、《千字文》,有了“四书五经”,也有了《诗经》、《楚辞》。刚强如铁的草原文明中,终于有了阴柔的文化气息。古老的蒙古高原逐步地开始接触、认可、接受汉文化。失败的商人和文人却成了走西口的文化使者。
随着商贾云集,一度时期杀虎口人口骤增,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材。据一些人辑录,明、清时出过七名翰林学士,两名将军,五名举人,民国年间考入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就有二十六名。一度时期,就人才鼎盛而言,曾有“北有杀虎口,南有绍兴府”的口头禅在民间流传。偏居塞北一隅的杀虎口,所出的人才竟然可以与自古人杰地灵的绍兴相提并论,我们真的想象不出来三百年前这里究竟繁华兴盛到什么程度?抚摸着厚重的史籍文册,仰首长叹,一个地区的核心文化曾经强有力地照耀过广袤的土地,可是谁又能挡得住岁月的嬗变呢?像这曾一度作为北方商贸大口的杀虎口,像曾经繁华无比的楼兰国,像文明程度极高的巴比伦,现在又去哪里能寻到它们的身影?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杀虎口又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明、清两代共建筑各种庙宇五十余座,每一座寺庙又吸引着数以百计的人群前来烧香祈祷,庙里香火缭绕,而庙门之外又是车水马龙,如果忘记了这里是塞北蛮荒之地,人们会以为到了北方繁华都市大同城了。
杀虎口在漫长的岁月旅程中,曾迎来了一位千古佳人,这为这座黑云压城、战事紧急的古关增加了无限的妩媚与动人之处。因为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正是从杀虎口出去的,这里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昭君的故事。
昭君行至杀虎口东面的卧羊山时,意识到一过杀虎口,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到汉家的大好河山了,再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了,不禁思绪万千,悲从中来,信手操起琵琶,在马上低低吟奏道: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芭桑。
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行云,上游曲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没沉,不得颉颃。
从词句上,我们已经深切体会出了一位将要永远离开自己故国的年轻女子是怎样的柔肠寸断啊。她嫁到匈奴后,南望故国,思乡之情日甚,幽怨凄楚,又加上了一丝绝望。她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公元前19年,王昭君服毒自尽,这一年她只有三十三岁。她最后的归宿地上芳草茂盛、牛羊不食、霜寒不枯、终年常绿,被称做“青冢”。
还有一位女性与杀虎口有着紧密联系,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娘子”。三娘子出生于瓦剌奇喇古特(土尔扈特)部落,其父哲恒阿哈是该部落的首领。三娘子本名叫钟金哈屯,后嫁给了阿拉坦汗,成为王妃。公元1571年,明朝政府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维护蒙汉和平,每届市期,尤以设在杀虎口的互市场面,极为繁荣、壮观,阿拉坦汗和三娘子都要亲自到市场监督部署交易。明朝北部边防长达七十多年无兵患,三娘子贡献甚大。
在这个边关小镇上,清政府设有户部抽分署、中军都司、协镇、驿传道、巡检司、副将、守备、千总署等八大衙门,的确为当时地方行政基层区域设置中的一个特殊例子;且这些衙门的官吏,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朝廷命官,即使是在这里经商的人,也都捐戴了红顶帽,可见杀虎口地位的重要和荣耀。直到民国初年,京包铁路修通,杀虎关税务监督公署移至丰镇,作为贸易要地的杀虎口才渐渐衰落下来。
我总在思索,像杀虎口这样一部融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于一体的教材,如今却衰落到连身影都难辨认的地步了,泱泱数千年文明,我们到底守住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中华文化传承至今,应该说是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可是传承中间我们丢掉的,无心遗弃的,故意破坏的,我想它们的辉煌比现在留下的这一点还要光亮得多。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强,不是我们传承得好,而是因其文化核心内在构造的坚实,我们丢掉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就如这座千年的关口,现在只剩下了无言的落日晚照和暗处低吼的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