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有一次问曾巩：王安石是什么样的人?曾巩非常直率地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史・曾巩》)。“勇于有为”是说他大胆改革、很有魄力，这是赞赏；“吝于改过”是说他固执地推行《青苗法》，听不进大家的意见，这是批评。
《青苗法》的本意是由国家拨出贷款，以二分利息按人头不论贫富发到农民手中，春天发放，秋天收缴。出发点是为了国富民强，但钱到了农民手中，就是良民百姓也不免要超过期限，何况贫农。官府必然再三派人催缴，这样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必然日趋激化，农民还不起贷款，官府天天催缴，农民必然东藏西躲，不免有许多农民就沦为贼盗。本来是一部想助民的《青苗法》，在很大程度上却成了害民的法规。
《青苗法》的施行，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反对：魏国公韩琦说青苗钱使“邦本闲摇，众心离怨”(《宋史・韩琦》)；韩国公富弼说“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宋史・富弼》)。反对最坚决的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对宋神宗和王安石说：《青苗法》骚动州县，为天下害，贫者不能还债必然散之于四方，富者亦必定以自己原有的资产进行抵偿，“十年之内，百姓无复存在矣”(《宋史・司马光》)。
唐宋八大家有两家是唐朝人，再除了王安石本人，还有五大家(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一致反对《青苗法》。欧阳修上书宋神宗“请止散青苗钱”；苏洵撰文《辩奸论》说“天下将被其祸”；苏辙说《青苗法》“本以救民、非为利民”；曾巩被皇帝任命为王安石变法的助手，他多次与王安石争论，主张停止《青苗法》，实行稳定物价的“常平法”，王安石不予采纳；苏轼经过与王安石的争论与上书宋神宗，终于奏效。不久“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可是为时已晚。
宰相王安石“吝于改过”，给宋王朝种下了严重危机。尽管王安石是个“轻富贵”的君子，但《青苗法》的实行造成了大批流民，这些流民后来加入到各地贼盗之中，也为农民造反准备了兵源基础；同时，加上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内忧累积，外患突来，终于造成了北宋王朝的倾亡。把北宋之亡归结于王安石变法，是有失公允的，但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如果他能吸取正确的意见，及时修正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变“吝于改过”为“勇于改过”，北宋的结局也许会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