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冒鹤亭在《题沈友卿井梧怀旧图》一诗中写下“我亦东林复社孙，过江谁念旧清门”的句子，显得心事重重、感慨良多。 冒鹤亭爱以“东林复社”后人自居，这在当时友朋间乃至文化界都算不得秘密。据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曾从其妇翁沈爱苍处，见到冒书尾钤“东林复社后人”印，即“伸其巨拇”，连称“阔人，阔人”（《冒鹤亭先生年谱》）。关于此印的来历，逸话流传颇多。冒鹤亭所藏石章“东林复社后人”一枚，乃赵之谦所刻。时人艳称此印是冒十一二岁时，赵应冒外祖周星诒之邀为刻。但实际上，此因赵与周�叔（即周星誉，行七）、周星诒（行八）兄弟往来密切，周氏等一班浙江文人有感于“道光末祚，风雅道微，士大夫无以矜式，后进学者日汩于荣利而文章之道几乎欲熄”（冒鹤亭《外祖周公�叔行状》），遂于绍兴创立“言社”（一说“益社”），“慨然以兴复自任”，倡称“东林复社后人”，一时名士咸隶社籍，周遂请赵篆刻此印。后来此印辗转归冒鹤亭所有。这些韵事风流虽然未必当真，倒颇可见得晚清士人看待晚明故事的一种风度与趣味。
冒鹤亭（1873―1959）即冒广生，号疚斋，早年又号钝宦、�庵，清同治十二年（1873）农历三月十五出生在广州，时隔二百余年恰好与其先祖、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生日相同。又据说当其出生之夕，祖父文川公梦见“其先巢民先生来”（叶衍兰《小三吾亭词序》），故冒鹤亭一生常自比为冒辟疆再世。前者不惜取字鹤亭，应当就是缘于仰慕前贤隐居架亭、与鹤同栖的举动。其诗、文、词乃至学术论著集，更则俱以“小三吾亭”名之。“小三吾”亦是清初冒辟疆在江苏如皋所置水绘园中的一景。
也许缘于自己出身实在大有来头吧，冒鹤亭终生对于晚明冒辟疆所隶属的“东林”、“复社”中清流名士看法上一直褒扬有加，经常为之辩护，认为“论者犹以明亡为复社诟病，则亦责备之过哉。天之所废，其孰能兴”，“复社君子乃欲矫首厉角，奋其清议，以与执政相推排，不得谓非愚也。至于易代革命，穷时见节，或饮药而如归，或抗颜而拒顺，或老死岩穴岁寒后凋，士气之伸亦古来未之有也”（《书〈复社姓氏录〉后》）。在冒鹤亭眼中笔下，后世援党人之说责备复社的，往往才是“腾其口说，倒行逆施，以自悖于纲常名教”者流。
毋庸置疑，在“晚明想像”一度大盛、至于“无报不谈明末事”的清末民初，较之时人，冒鹤亭“晚明想像”的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与冒辟疆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倾情追忆。1893年，年仅二十岁的冒鹤亭即撰成《冒巢民先生年谱》。1896年，孙诒让为《年谱》作序，云其“诵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钩辑排比，为传记家言也”。后来梁启超为《年谱》作跋，则回忆1896年春夏间自己在上海与冒鹤亭初相见的情形，“问姓字，审邑居，辄忆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论行事，而口摹之，而目营之，而心追之”，直称“鹤亭之文，史家之文也。鹤亭之志，殆先生之志也”。梁氏后来在《清代学者治学之总成绩》一文中，曾将该《年谱》列为“无一不佳”之类，其赞许肯定亦是无疑。
在道德文章诸方面，冒鹤亭立意要以这位冒姓先贤为楷模，其心驰神往之甚处，常以晚明冒襄时期才算得“吾家当全盛时”。平心而论，他此种用心亦并非虚妄自炫。清末民初时人论及冒鹤亭之诗，亦会习惯性地在他和冒辟疆之间建立明确联系：“冒郎猛气狎龙虎，继起迢迢三百年。”（姚�雏《论诗绝句二十首》）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冒鹤亭的一生其实一直被笼罩在冒辟疆的身影之下。通过搜集名物、撰写年谱、出版遗著、庆祝生日、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不同的形式，冒鹤亭给予明末清初的冒辟疆在清末民初一个重塑重现的机缘。
1899年，冒鹤亭从江建霞（标）处得到《冒巢民手书菊饮诗卷》（此卷原件现藏上海博物馆），江并为之作小跋，云此举“藉补孝廉所撰先生年谱所不及”。在冒鹤亭本人的《小三吾亭词话》中，曾对此事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不仅可见及冒鹤亭收集先人遗物的良苦用心，亦对江建霞慷慨割爱的文化赞助一直感恩、念念不忘：
元和江建霞京卿标，跌宕文史，纵横一世，书画金石，色色当行。尝得先巢民征君《菊饮诗卷》，脱手相赠。建霞赠余卷时，尝语座客，此事足传否。未几下世。余尝乞当代名流题咏殆遍。非惟诵芬，亦以报亡友于地下也。今春厂肆持先征君手书《六忆歌》长卷来售，为人中道劫去，以原值归之，不可，以相当之书画酬之，亦不可。此真赵王孙所谓“独孤之视东屏，其贤不肖为何如”者矣。建霞病殁，余为文哭之。所谓“兕觥归赵，薄俗则难，非君雅谊，谁结古怀”者也。
以后多年，冒鹤亭历请当时名人题写此卷。题跋者有俞荫甫、黄仲�、丁玄钧、吴昌硕等。金心兰为之补图，萧敬甫、费屺怀为之书后。费书后中有云，当此诗卷还在江标手中时，他就曾经为之题字：“其时初散馆，同官京朝，居又相近。偶得旧椠名迹，辄相与传观互赏，意气甚乐。”可见冒巢民的诗卷对于这些人，早就是一种可以“传赏观玩”的旧迹文物。题诗者则有陈子言、范肯堂、吴彦复、夏敬观、诸贞壮、沈曾植、文廷式、易顺鼎、吴子修、吴�斋父子、王存善、宋伯鲁、梁星海、徐琪、何乃滢、莫楚生、吴用威、沈信卿、陈三立。题词者有樊樊山和程子大。由此名录中，不仅可以对冒鹤亭本人的生平交游有所了解，而且借此话题正可以窥探清末民初一部分知识人面对历史、尤其面对晚明这段敏感历史的文化感受与特殊心态。
例如范肯堂两首题诗（《冒鹤亭以江建霞所赠辟疆先生菊饮倡和诗卷属题》），其一曰：“东林复社去堂堂，水绘亭台亦以荒。十世顿成来复象，千秋徒为后人狂。身前横被诸艰试，地下应无滴酒尝。要语鹤亭还自逸，老夫专以醉为乡。”充满往事不再、自逸保身、以醉为乡的叹息。诗后又特别有小注云：“鹤亭汲汲焉惟不朽是务，颇自传会以辟疆复生。不独时势同也。”不独时势同的背后，自然该是心态亦同。
1900年7月庚子乱后，文廷式自日本返回，滞留京师期间也应邀题诗（《为冒鹤亭题其先世菊饮卷子》），诗中有云“寂寥二百年间事，留与君家翰墨香”，“漫拟亡弓仍楚得，可怜护璧是秦余”。异代同感之外，让人吃惊的是即使文廷式这样的文人，在晚清松动的舆论氛围当中，也开始慨叹有清近三百年中劫余秦火一般的文厄字祸了。显然，晚明文物的居然留存，是对此灾难最好的提醒与讥讽。
而在1901年的上海，沈曾植与费念慈、丁立钧、张謇等人相聚沪上，“日与鹤亭相晤，客邸甚欢。相与谈灵鹣阁旧事”，老友物故，“胸臆��”，难怪沈要慨叹“闲居兀自惜秋光，赖遣朋樽对物芳”，“客帆历落雁鸿度，噩梦苍凉露电如”（《冒巢民先生菊饮诗卷鹤亭孝廉属题》及“跋”），此际文人笔底的无边秋气，也正暗示着人心思乱的一片怅惘。
《冒鹤亭先生年谱》中又曾转载汪宗衍《梁节庵自评菊饮诗》一文，并收录了梁鼎芬《为冒鹤亭题其先德巢民征君手书菊饮诗卷》三首稿本，每句都有自称自赞语，因是录示门人，故能畅所欲言，虽语义少夸，然可想见其旨趣。梁著《节庵先生遗稿》中未收入此诗。该诗的宗旨其实全在抒写己意，不及冒襄。如第一首“花事如何到此穷，溪园旧日有清风。菊苗可以供斋料，换取囊茶醒酒翁”；第二首“百年虽响风飘远，七子骖鸾于某山。拍手笑余无寐梦，要诗镌肺酒催颜”；第三首“一时韵事灵鹣阁，后辈才名水绘孙。花面有黄人发白，看花已过十年尊”。
陈三立《为冒鹤亭题先世巢民老人菊饮诗卷子》，想像明季的冒襄如何“独向冥冥呼醉侠，伴弹老泪漉神州”，很难说没有自身寄托在内。反观一下清史专家孟森《董小宛考》中那个“一生不废声色之好”的冒辟疆，此语恐怕真的只是“想像”而已。另外陈又有《冒鹤亭乞题十二世祖巢民先生遗像》，谓其“园馆写酒悲，声乐出憔悴”，“潦倒歌泣场，海色黯执袂”，“遗”于“声乐”而“隐”于“歌场”，明季的节义与清季的忧伤于此才能遥相呼应、互为表里。“趣分嵇阮俦，迹与蟠泰逝”式的颓废而不过激，是更容易获得陈三立这样“模糊”而“游移”的所谓晚清遗老的心许吧？
直到1951年，七十九岁的冒鹤亭在生日寿筵上尚要携此《菊饮诗图卷》，“悬其斋，以为导饮”，其倾心眷爱、一往情深，的确持续终生。
冒鹤亭对于冒辟疆遗物的兴趣，自然非仅此诗卷一端。1916年秋，他干脆斥资七千八百金，赎回冒家巷中冒巢民的故居水绘园。水绘园是如皋一处著名古迹，原是明万历、天启年间秀才冒一贯的别墅。清顺治初年归冒襄之父冒起宗。经冒起宗、冒襄父子修葺，此园成为当时文人骚客们雅集的好去处。水绘园全盛之时，陈贞慧（明末四公子的另外一位）之子陈维崧和戴本孝、戴�孝兄弟先后前来，与冒辟疆唱和赋诗。冒襄卒后，水绘园几易其主。此时始由冒鹤亭从冒冠德后人处购得。惜乎1920年旧宅失火，烧掉了拙古堂与两厢房。
实际上，不仅冒辟疆本人，凡与冒辟疆有关之人物的遗物，似乎都在冒鹤亭搜集之列。如1907年冬，冒鹤亭于京师厂肆购得《陈其年洗桐图》。又如1909年9月农工商部右丞祝紫笙以所藏蔡夫人（即蔡女萝）画赠冒鹤亭，冒为之作跋，就中提及自己其他类似的文物收藏。其中有言“先巢民征君诸姬皆擅绘事，一为董白小宛，一为蔡含女萝，一为金�玉山。余藏董夫人画像二，一为禹之鼎画，一为道光初周序模本。金夫人石印一”，并称蔡女萝与金玉山为“冒氏两画史”（《重辑如皋冒氏先世潜征录》）。
冒鹤亭纪念冒辟疆的另一特殊形式，就是为其祝寿庆生。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则是民元前夕的夕照寺雅集。
1911年4月13日，冒鹤亭特意招邀友朋，在北京夕照寺纪念冒辟疆诞辰三百周年。关于此次聚会的具体情况，《冒鹤亭先生年谱》中有所记载：
三月十五日，先生招集夕照寺，兼拜巢民先生生日。先生生明万历辛亥（1611），距今宣统辛亥（1911），恰三百年。到者有陈�庵、林琴南、曾刚甫、温毅夫、罗瘿公、林山腴、潘若海、梁众异。各人亦有诗。先生复以巢民手书及小印，座客传玩。是日有雨。赵尧生、胡漱唐因游嵩山未归，郑苏戡因有微疴。至翌日，郑始补作，赵亦补祝。而陈石遗未至，做诗《鹤亭招集夕照寺拜其族祖巢民先生余未至》，先生复嘱林琴南绘图。是晚复为集饮于酒楼，谈笑甚欢。
这里所提及的与会人物，多为光宣诗坛有名之才人，陈�庵即陈宝琛，陈石遗即陈衍，林琴南即林纾，曾刚甫即曾习经，温毅夫即温肃，罗瘿公即罗��，林山腴即林思进，潘若海即潘之博，赵尧生即赵熙，胡漱堂即胡思敬，郑苏堪即郑孝胥。1911年恰好俱在京师，结为诗社，相约于人日、花朝等日选定名胜，各携茶果坐送斜阳，暮后则聚饮广和居等处。本年度的上巳节，他们中大部分曾经参与修禊南河泊，林纾为作《南河修禊图》。关于此次夕照庆生的活动，以上诸人的诗作多可得见，彼此对读，颇耐观玩。
林思进（1873―1953）别号清寂翁，四川华阳人。早岁有经世之志，1905年曾东游日本，辛亥之后历任职于四川图书馆、成都府中学堂、华阳中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林此时正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当日所题诗为《冒钝宦招集夕照寺，并瞻展其先世巢民先生及董姬小宛遗像》，其中“复社声名四公子，诸孙隽雅一时才”的说法，近乎一种敷衍，倒是最后两句“凭君莫话兴亡事，万柳烧残堂栋灰”，放在风雨飘摇的1911年，其共鸣才算得真切。林后来曾在诗中再度忆及此事，“当年夕照寺，记看洗桐图。羡子还乡就，怜予避地初。相逢偏又别，垂老各何如。君到罗浮去，梅花似旧无”（《逢冒鹤亭，即送其之广州》）。显然，时隔多年以后，夕照庆生对于此后聚少离多的光宣诗友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共同追忆的经典镜头。
赵熙（1867―1948）别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翰林院编修，官监察御史，有直声。民国后退居乡里，讲学修志，吟咏为乐，其诗俊俏风流，深得巴山蜀水清秀之韵致。他为此次聚会补作之诗名为《酬�庵》，其中“岁岁长安抱诗卷”、“口谈国故不嫌琐”、“架中一一国朝集”、“徐拈秃笔细订之”、“典衣买得洗桐图，手制小诗为传赞”等句，对冒鹤亭日常如何不善仕宦、广交名士、因倾情晚明而典衣质物购置文物的举止，有着活灵活现的描写。其印象深刻，乃至三十年后的1941年，赵熙《得冒孝鲁诗即寄其尊人鹤亭翁》中，仍然再度忆及此次聚会：“生日记将三月望，同僚招得几人魂。老怀了了殊哀乐，信史纷然纪怨恩。”
冒鹤亭选为这次庆生雁集之地的夕照寺，寺西即万柳堂故址。对于晚清许多滞留京师的文人而言，和顾亭林祠类似，“万柳堂东夕照寺，清明墓上督师碑”（林思进《陈�老招游净业湖，适余将还蜀，兼别同社诸子》），“历史”（哪怕是血淋淋的晚明史）在此处早已成为一种“特殊景观”和游览胜地。例如吴梅曾作有《万柳堂》一诗，谓“�岁名园有乔木，一朝佳话盛词科”。汪辟疆《小奢摩馆月出 录》“袁督师墓”一条中，则记载位于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中的袁墓，闻“每岁清明，粤人之官京师者，咸于是日携遗像至墓前展拜，岁以为常”，“拜者莫不唏嘘欲涕”。1911年赵熙在北京就有《吊袁崇焕墓》与《吊袁仆佘墓》之作。前者诗曰：“谁云乱世识忠臣，山海长城寄此身。不杀文龙宁即福，空嗟银鹿亦成神。遗闻玉貌如佳女，亡国天心胜醉人。万古大明一�土，春风下马独沾巾。”后者诗曰：“天留忠骨伴将军，一撮田横岛上坟。受祀不刊千古节，裹尸曾藉九边云。穷途似子思交道，大石何年刻墓文。野草荒荒春自绿，自将清泪一浇君。”汪辟疆上述笔记中全文引用了赵熙此作，并且认为“音节高亮，皆来吊者人人所欲言”。就在本次庆生当天，林纾还写了《辛亥三月十五日，雨中冒鹤亭集同人于夕照寺为巢民先生做生日，雨止，出游冯益都万柳堂，归途经有明督师袁元素墓下作》，显然，此际的“夕照寺－万柳堂－袁崇焕墓”，已经成为晚清宣南士人聚会当中近乎一条龙似的固定旅游线路。
林纾不仅参加了该次聚会，并且为之制图。但是要到这年秋天，即辛亥革命发动以后，林纾才补作了《夕照寺为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记》。该文对于理解林纾本人以及晚清相当一部分行将（或说已经）成为遗老的文人面对晚明历史的心理颇有价值，值得全文抄录：
夕照寺莫详所始，在广渠门内。径道至荒陋，车行如入深谷。
辛亥三月十五日如皋冒鹤亭于寺中集同人为巢民先生做生日。鹤亭淹博能诗，于巢民先生虽断缣零素必拾而藏之。
呜呼。先生于万历三月生，去今辛亥三月，三百余年矣。以壬午副贡累膺徵辟，咸无就。而余亦以壬午领乡荐，是先生三百余年之后辈。而今日复值辛亥三月，为先生祝，匪惟科名同，即所遭之遇几同矣。晚明之季，朝政析如乱丝，讫于熹宗而明亡。今日虽无厂�之祸，然贵要沮兵而行赇天下，疲癃如沉疾，人心思乱者尤众，兀然一不知悟。余安能不瞿然而怀先生耶？当熹宗季年，先生结社金陵抗逆案也。今我辈雅集于此与六君子之难裔，殊独鹤亭者为先生裔孙耳。余非不病之呻而有集霰之惧，临觞太息，惨默无言，则勉为之解曰：昔者如皋中元，先生必于定惠寺集同人为阳羡君设斋资冥福，今日之集，殆踵先生之礼阳羡乎？鹤亭首以诗倡众皆属和。余为制图。是年秋，武昌事起，余移家析津，事定而鹤亭亦以衣食奔走四方，未审所制图存焉否邪。呜呼，先生与余同壬午耳，敢不惕然步武先生之后闭户终其余年，唯恨不至江南向水绘庵遗址临风一吊先生也。
显然，林纾于此的慨叹，缘于民元定鼎以后“往事不堪回首”的心理，而且“事定而鹤亭亦以衣食奔走四方”，追记更多变成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文章首先对夕照寺的地理环境做一简介，继之说明冒鹤亭如何多才多艺而善其先德，余下大段文字，林纾只字不及此次庆生的实况，而是将全部笔墨用诸比较今日之世与晚明之际如何类同，在自己与冒襄之间建立了某种紧密联系，有感同身受，有自我反思，明季的清流对于清季的名士，具有示范与榜样的意义。
陈衍那天没有去，事后却也做了诗（《鹤亭招饮夕照寺拜其族祖巢民先生生日余未至》）。“巢民先生老居士，闻孙才调方峥嵘”，时人大概都已经习惯要在冒辟疆与冒鹤亭之间做一脉相承的勾连。至于“船山不喜低头誉，此语毋乃非人情”，则话题已经宕开冒巢民而指向王夫之，这该是颇具学者气象的石遗先生自己的选择吧。
而郑孝胥日记中，对此仅在第二天淡淡记上一笔，“夜，月明。题冒鹤亭《水绘�填词图》”，很符合郑自负而不务虚的个性。
冒鹤亭这一招邀同人为冒巢民庆生的“结习”，亦持续终生。例如，1947年阴历三月十五，清�诗社招集秦淮、听笛水榭，拜冒巢民生日并祝冒鹤亭七十五寿辰。第二年亦重复了此举。
另外，冒鹤亭还因为“明末国初，先嵩少（十一世族祖）巢民司李（十二世族祖）有潜征录之作”（《冒氏潜征录》“跋”），欲继承先贤遗志，为《重辑如皋冒氏先世潜征录》，“曩官京朝，颇搜国朝人集至二十余种，慨然有遗山楚史之志”（《冒鹤亭先生年谱》）。此书为未刊稿，二十册，目录一册，历时自明万历至清末民初。
也许正因为对自己这位绝世风流、曾纳“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为妾、并为之写下二千四百言悼亡杰作的《影梅庵忆语》的先德实在推服不已、情志合一、色授魂与，在冒鹤亭笔下，那个昨日云烟般的晚明秦淮，便分外比别个睹来更加亲切逼真：“好几年冷落了秦淮。这壁厢是江总遗宅，那壁厢是顾媚长街。庾兰成，头尽白。刘梦得，又重来。唉，杨柳也，旧楼台。”（《寨儿令・越调・皆来》“伯臧自宜城来同泛秦淮作”）1924年秋，冒鹤亭还曾与李审言、梁公约等人一起，同至石�园寻旧院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