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王开岭的“幸运” 不是“文如其人”，是“文是其人”。文就是人。 文章也是信息元，汇聚着时代与人的诸多要素。就像中医能从舌苔这样的信息元里了解一个人的身体状态一样。
没有任何文字及其表达方式，能够遮蔽住写作它们的那个人。莫说“直触”的散文，即使是“间隔”的小说、诗歌、戏剧、评论（甚至美术、音乐、建筑等等）……抑或“后现代”、“超现实”、“魔幻”，云云，都不可能。
只是这时，你得有一定的感悟力、穿透力、理解力。你得有历史之根；你需要信息相对充分（不是读一篇几篇文章，一段几段语录，也不是某个人、某派系的评价，而是多多益善，并观其言，察其行）；你还得认真、诚实、公道，还需要知晓语境的范畴与话语的“实指”或“特指”，等等――这样，哪怕那个人说得像“文革”时那样，再权威，再真理，再动听动人，再冠冕堂皇，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你也可从中识破他的虚伪，他的权术，他的言不由衷，他的“拉大旗作虎皮”，包裹自己，吓唬“敌人”，又愚弄当时的民众与后来的人们。
（在中国悠久的文化里，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年代，仅仅凭话语，凭报刊，凭著作去理解事物的实质与真实是悲剧的。有“文革”当事人深受“最高指示”、“‘两报一刊’社论”和诸多“中央首长讲话”的骗与害为证。而最令人忧虑的，是眼见着吾族后人竟然仅凭着一些官方“场面”上的冠冕堂皇之语，就又正面肯定“文革”，重蹈覆辙了。）
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活得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自己，而不是依附者、受骗者、糊涂者、混天聊日者，自觉不自觉的助纣为虐者，你就得是独立的――独立的生命，独立的心灵，独立的思考、判断、取舍与作为；只有独立的一生，独立的创造，人才能真正实现、完成这一个的你自己。
独立是生命个体的原态与本质。尤其对于文化个体而言，更为珍贵和至关重要。
因为文化的特性是语言的内涵与外延模糊、游移的（如俗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色彩多变又眼花缭乱的，是与人的感性和刺激性紧密相连的，是有广泛性、主导性与霸权性的，也是最容易被欺骗与利用的（“文革”中的青年文化人是何以成为罪恶生力军的？），更是人与社会必需的、须臾难离的，以及对其辨识又极其依赖于漫漫时光的――而在当下，它又不幸地迷乱于它被革了十年、几十年命的重灾废墟之上（且迷乱得亘古未有，即使你想驳斥什么都无法命名，所有的词语皆已经失效得难以接近事情的真相了）！而文化个体与文化的关系，又是互动的、本能的、习惯的，汲取的、“瘾君子”似的……如此，同化也就常常是大面积的、不知不觉且极其自以为是的了。
在“文化”以脓为奶的流行里，独立，也许是最后的自救之力。
独立原本是不该成为一个问题的。因为人类是地球唯一的智灵生物。人类唯一，人与人又与生俱来绝不相同，独立因而是天赋的。然而不幸的是，天赋往往更容易丧失。
独立之难，此时此地，难于上青天矣。
尤其是在文化兽性的迷狂潮流中，一个人若还想葆有独立的文化人性与神性的话。
然而，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不是简单地归咎于什么专制之弊就可不再深究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在人权、自由、民主已成共识的呼吁潮流里，独立――却连萌芽般地提一提也没有呢？
是那些共识潮流是当务之急，而独立尚不重要吗？不尽然。因为假如没有天赋的个体生命的独立，人权、自由、民主又依托于何处，又为了谁呢？没有落点的事物是可疑的。事实上，这样的共识所呈现出的消减与残缺已是有目共睹，且危及共识自身的了。百年来，多少喊得价天响的“向着自由”、“向着光明”、“向着新……”的“美好”，不也曾是几代人的“主流”与“目标”，激情与牺牲吗？但它们无独立、无个体的虚幻性、借口性、欺骗性、利用性、工具性，以及变质变味，做弄人与强制人，乃至频频摧残死人与活人的时尚性――不也仍然比比皆是，历历在目吗？
向往与真实，历程与结局，截然相反――这样的可疑，这样的教训，这样的背叛，这样的变质，这样的旗帜与内涵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好事变坏事”，是有韦君宜反省千千万万知识青年投奔“自由圣地”的《思痛录》为证的；也是有“五四”前后，许许多多曾为自由、民主奋斗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却奴颜婢膝，甚至助纣为虐的时髦“改造”为证的；更有陈寅恪、梁漱溟、张中晓、林昭、遇罗克、王申酉们惨痛的独立代价为证，还有同信仰、同派别并同为既得利益的高官，但却终与千千万万“志同道合”者迥然不同的顾准、彭德怀、李锐、李慎之，甚至晚年的周扬为证。
人是因其独立而成为个体，并有所价值的。独立是存在的第一理由。哪怕个体独立地做出不想要人权、自由、民主的选择，只要他（她）不伤害任何同样有权追寻人权、自由、民主的别人的独立，他（她）的存在依据也是天经地义的。
独立比人权、自由、民主更重要也更实在。因为它属于个人，属于最小的社会元素，并与后者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曾听一位驻非洲某国的外交官朋友说――当他某夜在当地村民们欢歌笑舞的火堆边，以中国当下“经济中心”的时髦思维与几位普通的当地青年交流时，他未想到的是，人家的观念竟然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你们的现代化？我们有我们世世代代的吃穿住行，有我们的劳动、工作、习俗、品行、价值；有森林，有动物，有歌舞，我们很快乐也很满足，为什么非要跟别人一样“富裕”不可？我们不苦说我们苦，还要我们这样那样，你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侵犯、伤害吗？苦不苦，幸福不幸福我们最知道，等到我们要改变了再来帮助好了，不要现在就强加给我们，这可不是真正的友善……
我和我的外交官朋友一样没有权利评说这样的观念（想及非洲，脑海里就总是那些饥民惨象的照片，这又是否正是中了非独立的宣传之毒？）。但这番话，还是勾起了一九六六年“徒步串联”时，我在广西某“落后”山村里所遭遇的类似记忆――那时，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帮助”。我们一行十几个城市学生，经常在宿营的村子里召开村民大会，读报纸，背毛泽东语录，又唱又跳讴歌共产党、毛泽东。但那一天，我与一位初二女生去动员某位民国时期出外当过木匠的老农来开会，在说了许多流行的政治高调，又言及“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人民服务”时，不知触疼了什么伤心事，他积怨已久的火随即冲着我们“借题发挥”了（我们几乎是被他气嘟嘟地斥出门的）：你们凭什么“为人民服务”？先问问人民愿不愿意，同不同意你服务就硬要服务，讲得好听！还不是强迫！人民允许乜？需要乜？乱进人家的门就干活，耍赖呀（此句可能乃木匠生涯的联想）。不要钱（干活）也是耍赖。老子不去。老子下午要砍柴，没得空听你们的宣传……（原话要比这“土”，还夹杂着随口而出的粗话）。
莫说此事当时对我的“反面”刺激多么“巨大”了（一个被时代七扭八曲的迷狂少年心中的反差），窘迫与委屈自不必说，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借用两年后的流行词）、“一边倒”的时代洪流中，我不仅觉得他无理、落后，且还反动，若他不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的话，真恨不得立即就将他揪到什么会上狠狠批斗一番，“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生永世不得翻身”……但如今想来，却正是这样朴素的独立意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公开、鲜明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我后来一次次地将他当成反面例证向人抱怨的过程中，在历史变迁淘洗不去的强刺激的记忆里，终于使我对后来且至今的一些曾经认同的“好政策”与“新时代”产生警觉、怀疑和独立的思考、判断了。
后来，即使我赞同某种立场，喜欢某些文章，尊重所有的成就（劳动），也不会再将它们等同于一个生命，一个人了。因为无数事实不幸沉痛地证明，那些立场、文章、成就虽好，但它们在深处、在别处的个体素质缺憾，却同样是深重的，甚至是糊涂、滑稽，抑或卑劣无耻的。
因为它们并不独立。
不由得说这些，且说得那么“宏大”，不是因为王开岭文章的内涵与“宏大”相连，而是因为多年来，在感受着王开岭文章的诗性、气韵、思考的同时，在时常叹服他融化、组织各类素材、资料的写作能力之际，我被触及更多的，却往往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个案的独立。一种值得有心人研究的、按“理”说似乎是不该有的独立――在当世，正是这样的独立，成全了无数文字翻滚着的浪涛所无法淹没的王开岭。
“宏大”与不“宏大”都依托于个体，落点于生命。“大”也罢，“小”也罢，若论独立，则同质同理，因而无大无小。
只是不知王开岭是否在“热潮”中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不知他是否能从此这样坚定地活下去，也写下去。
并由此而一直是他自己，且始终只实现、完成他自己。
王开岭如今的表象是一位在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中，较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短短几年间，他出了四本思想散文专著。这在一般重视世俗功利的人看来（非正常的嫉妒者除外），他是够幸运的――不仅“成名”较早，且快，不仅发表文章与结集出书相对顺利，且还不像当下众多的“文学青年”那样，是自费出版的，他还能获得一定的稿酬收入，且真实的印数也较高；而作品发表与出版后，又能得到不少读者与专家的喜爱和好评……等等，等等。
但这又的确只是表象。虽然表象的理解也无可厚非，但却是无益的。因为理解一个个案，除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成就深处的折磨与辛劳之外，还应该重视的是个案只有对应其所处的年代，才能真正呈现其意义和价值。
在如今时髦、盲躁、浑浊的社会态势下，健忘这样的细节是不公正的：年轻的王开岭，是在一九九六年前后（那时只有绝对垄断的纸媒，还没有广泛的电脑网络），在偌大的一个中国，在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所构成的庞大群体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几乎还见不到年轻的思想散文的年头，开始发表他的独立文字的（其发表前的阅读、思考、写作的个体“原始精神积累”当更早）――以他的诚挚、敏锐、勇气、视角，以及风险的担当和独有的文气、风格，连同二十八岁的稚意与欠缺（当代的二十八岁与诸多年代的二十八岁不可同日而语）。
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如果这几年，青年思想散文渐有蔚然之象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不是王开岭赶了“时髦”，而是“时髦”赶了独立的他。是他与一些同样年轻的思考者在失血失骨、无耻即有为的年代，各自独立地于无意间创造了某种“时髦”（一九九六年离今不过八年，人们该不会健忘那些年文学“一边倒”的逃避、犬儒、粗痞、把玩的滚滚时尚罢――造成如此状况的大责任当然不在作者，但诸多生命有违生命的独立却又是确凿的）。
这样的对应不可忽略的还有地域的劣势（地域的利处，请允不赘）：王开岭生于一九六九年。在一个僻地的乡镇长大，毕业于中国唯一设于县镇的学府（曲阜师大），而后又在附近一座即使在省内也算不上发达的中等城市做中学教员。以上三“点”的空间之距，加起来不过方圆百里，且是守旧风气厚重的孔孟故里的百里。而他也没有什么“家传之学”，与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从小到大，受的是同样的意识形态教育……因此，按“理”说，在这样无天时，无地利，无人和，无气氛，更无什么文化“中心”“加速助长”的客体环境里，如果他与许许多多同样“出身”，同样条件的年轻书写者一样，至今甚至毕生都藉藉无成，奋斗与收获的比例大大失调，这在当下的国情里，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然而王开岭不――他真的是够幸运的。但幸运的不是功利，是同样呛在悲剧的漩涡里，他却走上了自己的岩崖，多少葆有与生俱来的独立。
它甚至跟写作没有关系。即使一字不写，也无任何功名，一个独立的老农或年轻的民工也是幸运而尊严的。
而如果客体环境与条件几近于负数，但一个人却又凭着自己的主体定力脱颖而出的话，那么，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文字，也就从根上是值得尊重与停留的了。
独立，至少在某处船舷救助了王开岭。在负数累累、虚妄腾腾的浊流中。
但愿独立的援手，也将托住他的文章存世的时空。
独立。是的。
也许，只有独立，人们才能真正理解教科书所言的由写作个性和风格所构成的“这一个”的真谛，并知晓它除了写作之外，还有人生诸多方面的启迪；也只有独立，才使不同于王开岭但深处又与他同质的年轻书写者们，同样没有陷入那爿因为仿造时髦，所以可以不停发表，但发表越多却越不是自己，也越容易被淘汰的背离文学本质也有违自身初衷的阴森坟场。
只有独立，个体才无论在哪儿，也无论写得如何，都不会自苦自卑，不会被功利绊死，不会因小失大地哗众取宠，异化、扭曲自己。因为独立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你已经在完成它了，余下的，是你管不着也不必管的天意――还有比这更高的人生境界吗？
由于独立，你也可能想早了，说早了，说得“边缘”，说得“危险”，说得“晦涩”，抑或说得再朴实不过也就更容易被忽略、被埋没、被误解。但也正是由于独立，你不孤单，不在意，不焦躁，踏实而自信，并一生自给自足。因为天赋独立即独立不死，所以人类才必然在多年后为修道院里残灯冥思的帕斯卡尔，为百年后又重新“发现”从雪地小镇而来的克尔凯郭尔，以及比《金石录》的残卷更不朽的李清照＊的身影，洒下由衷而复杂的热泪。
有了独立，你可能还会“颠覆”，还会“断裂”，还会盲从或盲不从，还会随性所欲，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你想“自我”的一切而无知于自我的前提早已由于先你而到的恶质教育和一波波时尚的历史使你非我了――但只要你还真正有所独立，还是一条命，独立就不是借口，就不是百姓与皇帝表面对立，实质同痞的“新衣”；你就还有支点，还有比例相对平衡的人性与神性，因而你将丰富，也将校正，依然是一只重归视野辽阔、青春强健、无愧于飞翔的“天地一沙鸥”……
是的。是独立使人得以辨识百年来最易蛊惑人心也最会利用人性弱点的“捷径”――谁的嗓门高，谁的气势大，谁激进，谁极端，谁情绪，谁快感，谁“理想”，谁慷慨激昂，谁“敢为天下先”，谁“痞子运动万岁”，谁善于利用“底层”为矛和盾，谁的许诺大谎弥天，谁最会以“叛逆”隐藏迎合，耍弄芸芸众生而暗自为一己得利而窃窃自喜……谁就是一“伙”成功万古骨，或一人出名天下惨的“佼佼者”！
于是独立，也就使人更能看清个体的专横、谩骂、争斗、不负责任、拉帮结伙、咬牙切齿之恨，等等，亦不过是庙堂专制的民间化而已了――它们在脉质上等同于专制，等同于大批判，等同于血腥权争、草菅人命、派系权术、残酷镇压。因为之所以还在“反抗”，还非专制，还属灾祸有限，只是因为还不能结党营私，摇身一变，上台掌权而已。
专制，就文化而言，亦不过是其民间基础的庙堂化而已。二者水准对称，源远流长，罪恶互补，相辅相成――在如此恶性的循环里，独立，难道还不是当务之急吗？
独立还将使个体在有朋友有战友有难友，有立场有观点有认同，甚至有派别有山头有同行有阵营的同时，依然保持自主、清醒与实事求是。否则情义就可能是可疑的，不值的，以人性之貌出现却又最反人性的――被所谓面子毁了的是非和真正的情义之美，不也是不胜枚举吗？而是否尊重独立，尊重拒绝，则不仅检验着立场、观点、认同、派别、阵营的真伪，检验着志同道合者的素质深浅，同时也检验着个体的完整生命――包括你为此付出的代价，你的坚定，你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以及也尊重别人独立的坦荡、真诚与公正（哪怕由此而一时怨恨与痛苦）。
独立是载体也是内涵。
独立与人权、自由、民主同血同脉。
独立的天赋之根决定着宽容是一簇自然之花，因而说后者是胸襟、修养远远不够，因为那样依然是可变的（时间）与可换的（空间），而独立是没有游移的、不可剥夺的，与生俱来因而天经地义，“不讲道理”的。
有独立才有感悟、发现、思索的时空条件。
有独立自由表达才真正是自由的。
独立使人自疚，使人反省，使人不依附集团与“气氛”而自生动力与定力，不会迷失、错失于时潮时势的诱惑轰鸣而终于寻及个体存在的纯金――因为在恶质的当下，独立委实弥艰，委实难以挣断有形无形的裹胁与无奈，并早已栽栽倒倒地淤滞了无数的光阴，哪怕你还是一个孩子，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成长首先意味着你得花几倍于前的时间，将灌输且塞满你生命的腌腌��自己打扫干净……
独立是立体的，因而不会像春节晚会一样不过平面凸凹；独立是敏锐的，因而“宏大叙事”者不会穿不透所谓庸俗背后的人性而缺乏起码的理解与尊重；独立也是丰富的，因而再谋生，再理由充分，再为艺术而艺术，也不可能连朴素的人文是非也践踏；独立还是清醒的，清醒于自身的局限与超越的苛求；而独立的远见，则终将使人重质而不贪量，把生命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会在一个末流的时代徒争高低，因为他深深知道，得了第一也仍是末流的……
也许，有了独立，才不会有更多的心碎死于时尚，更多的美毁于流行罢。
因而，也请允许我在有限的文字中，如此片面地、孤零地，有心仅言独立。
2003、11、9
＊在女性基本只属于俗常生活的时代潮流中，李清照不仅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词作，而且还以毕生的精力，以温饱之资（常常不得不典当家中衣物），在动乱的年代，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困境中，购买、搜集了许多古代铜器、石碑、字画（存数有十几间书库之多），并整理、编纂了巨著《金石录》（当然有其夫赵明诚协助，但赵不久即赴外地做官，且去世得早）。就个人而言，我更敬重几十年如一日地以羸弱之身献身孤寂、冷僻的金石事业的李清照，而非某个宋词“婉约派”的代表。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