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英文译创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关键词： 林语堂;中国文化形象;文本选择;译创策略;译创效果
摘要： 以跨文化形象学理论为观照，从文本选择、译创策略以及输出效果三个方面分析林语堂在其英文译创作品里如何系统、客观、真实地向西方构建中国文化形象。在文本选择和编排上，林语堂集中塑造了经典文本和抒情哲学两种主题形象。在译创策略上，林语堂强调语言杂合和文化对话，在东西方两种语言和文化中突出中国文化形象。从输出效果来看，林语堂英文译创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以及持续至今的国际影响力都证明了他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成功构建。这其中既反映了他本人的文学观，又体现了他敏锐的读者意识，还离不开出版商的准确定位，对当下中国文化形象的海外输出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2-0025-07
近年来，从跨文化形象学视角关注翻译成为了翻译研究的新动向。跨文化形象学理论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工具，加强跨学科性质，进一步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1]3。国内翻译学者对翻译中的各种具体形象研究已有涉猎，其中有从译入角度研究我者对他者形象的呈现与构建[23];有从译出角度研究外国译者对中国形象的翻译，即他者对我者形象的表达与偏离[45];有从回译角度研究美国华裔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回译到中国本土时的变异[6];还有从宏观的国家叙事层面系统梳理从晚清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对外文学翻译史[7]。但是，从译出角度个体层面研究中国译者对我者形象自塑的文献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将从译者对我者形象的自塑角度考察林语堂英文作品里呈现和构建的中国文化形象，以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同时也是对林语堂翻译研究课题从跨文化形象学视角展开探索。
一、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
形象学最早作为比较文学里的一个学科概念，是由狄泽林克于1977年引入的，他主要关注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以及文学史中一国的他者形象（hetero image）和我者形象（auto image）[8]。布吕奈尔进一步指出，形象是一种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这种表现带有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成分[9]89。形象学的新生力量荷兰学派则认为形象的本质是话语（discourse），是“关于某一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的心理、话语表述或者看法” [10]342344。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当代形象学的理论内涵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关注他者形象和我者形象两个领域，并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注重对形象创造主体的研究，认为他者形象不是现实的复制品，即利科所说的“再现式想象”，而是被作者创造或重塑出来的“创造式想象”[11]4163，同时也注重研究作家的情感、想象和心理因素对其构建形象的影响;第三，注重文本内部分析，这是形象研究的基础，即一部作品中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第四，注重文本外部研究，考察影响形象的历史文化因素。
某一社会中的他者形象必然会影响该国文学和文化在该社会的翻译与传播，这使得跨文化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紧密关联。从这个视角关注翻译，就是研究一国文化形象在翻译中是如何被呈现、被构建的。由于翻译包括了译入和译出两个方向，因此翻译必然关注他者形象、我者形象、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从译入的角度来说，研究的是本国译者如何呈现和构建他者形象，以及其中我者形象的投射;从译出的角度来说，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译入语文化的译者构建的源语文化形象;另一种是源语文化的译者自塑的本族语文化形象。两种形象由于译者的身份不同而必然有所差异。对于文本内部分析，主要是从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上来考察一部作品中传达的是怎样的文化形象。对于文本外部研究，则侧重于探讨影响翻译形象构建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而无论是文本内部还是外部研究，都是围绕着形象构建的主体——译者来展开的。由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林语堂在其英文译创作品里到底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文化形象？这种形象构建是如何通过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来实现的？其中是否掺杂了译者自身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取向？是否受到赞助人和读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二、 两大主题形象的系统构建
首先来关注林语堂的文本选择，即他意欲构建的中国文化形象。林语堂意识到，无论是西方崇拜者眼中美满富裕的乌托邦幻象，还是上海洋商眼里的流氓土匪形象，都源于对中国没有清楚的认识[12]3350。加上此前中国在西方话语里被塑造的负面形象，如19世纪末西方盛行的黄祸论，《中国人的性格》[13]、《傅满洲博士》[14]等书的出版，一般读者对于中国的认识既负面又肤浅，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构建首先要从解构开始，纠正西方的誤读与偏见。他先是创作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对中国人的性格、心灵、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展开综述，回应和解构了西方话语里塑造的负面形象。这本书的畅销，尤其是西方读者对于最后一章“生活的艺术”的喜爱，直接促成了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一书的诞生。林语堂在此书中将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还翻译了大量古人的作品，译创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和闲适哲学。如果将中国文化比作一本大书的话，这两部著作就如同书的序言一样，在解构与建构之间，中国文化形象的总体轮廓已经展示在西方读者面前。两部著作的成功出版，使得林语堂在文本选择上更加游刃有余，开始了他构建中国文化形象的系统工程。
（一）经典文本
林语堂对于经典文本的选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古代哲学著作，二是正统文学名篇。19世纪末期，老庄著作开始被大量译介，加上之前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儒家同道家思想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思想[15]28。林语堂准确地把握了儒道两家在世界思想领域里的影响力，在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和The Wisdom of Laotse（1948）两本著作里，着重介绍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对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林语堂介绍的尤为详细，但是在文本选取和编排上，林语堂又有其独具匠心之处。比如，在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一书里，开篇翻译的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孔子世家》，这是最早的孔子传记。接下来是《中庸》和《大学》，因为这是一个适宜而完整的基础，“研究儒家哲学自此入手，最为得法” [16]77。对于《论语》，林语堂则按照思想内容在顺序上重新排列，并从《礼记》中节选数节加以补充。全书最后一章选自《孟子》，因为它显示了儒家哲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发展[16]31。从选材上可以看出，除了《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的语录，其余均为他人的著作。这本书与其说是孔子的智慧，不如说是孔门的智慧。一方面，由孔子为主线，串起整个儒家思想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中庸》《礼记》等书阐释孔子，可对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有全盘了解。更难得的是，全书以司马迁所著的孔子传记作为开篇，就是要让读者一览孔子的真实生活，解构孔子作为圣人的面目，把孔子恢复为有血有肉的人，这篇传记也是首次被译成英文。正如张振玉所说，孔子经过汉宋儒家尊崇神化之后成了圣人，失去人性，是语堂先生把他又接回了人间[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