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中，“个人化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曾一度成为一种潮流，许多作家以“个人”的名义表达了对“宏大叙事”甚至现实主义叙事的轻蔑和拒绝。“宏大叙事”因而也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痛苦记忆”甚至“罪人”。这一点我们在许多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宣言里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10余年的文学实践证明，“个人叙事”没有因为备受尊崇而取得骄人的成就，“宏大叙事”也没有因为被轻视而丧失生命力。也许所谓“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对立本就是虚妄而人为的，“个人叙事”无法永远拘囿于“个人”，而“宏大叙事”也同样可以是“个人叙事”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学常常会为自己的轻率和粗暴付出代价，90年代的“个人叙事热”大概也正是一种代价。刘庆也是9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但他的观念和写作与这种“潮流”相比则似乎有点另类，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对“传统”、对“现实主义”很有亲近感的作家，他也因而更愿意以小说来传达对时代、历史和社会的严肃思考。对刘庆来说，小说的力量不在于是不是表达了“个人”(虽然这种表达对一部小说来说永远是必要的)，而在于是否具有对现实“发问”的能力。他的长篇处女作《风过白榆》曾带给中国文学界意外的惊喜，那种对生活和现实本身的执着，对思想和理想的探问，对情感与诗性的呵护，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宏大叙事”特征，但这种“特征”并没有遮蔽其小说巨大的情感力量、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更没有影响它的“发问”能力。他的长篇新作《长势喜人》(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版)也同样是一部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又一种“灵魂的冒险”，是一种坚硬的“现实主义”，是无处不在的精神紧张，是饱含痛苦与思索的真诚，是阴郁而悲观的理性坚守。刘庆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目光深入到我们这个混乱社会的深层结构。我们的耳边总是回响着许多尖锐的提问：一个时代的理想破碎了，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种代价带来的精神伤害到底有多严重?我们要如何面对这种伤害?如何在浮躁的新时代悖论中找回自己的精神属性……这些问题犹如一连串不断掷向我们心脏的钢刀，让我们从庸常的生活中探出头来，张皇失措，坐立不安，将满身流血的伤口暴露于空气之中，将惊恐而惨痛的回忆释放于太平盛世的欢歌之外，从而恢复对一种理性而幸福人生的希望。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的敌人》中，沉痛地写到：“地狱的每一步路上都铺满了善良的愿望”。①他把批判的矛头第一个就指向了柏拉图。正是这个理想国中的哲人王，开创了以理性和崇高的名义，粗暴干涉人类精神自由的先河。也许，在刘庆的笔下，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不是死亡的阴影，不是毁灭的惊心动魄，而应该是一种近乎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无聊”。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痛苦并不仅在于自身，更在于世界的荒诞，而这种荒诞，又恰恰是你无能为力的。不但崇高和理性被荒诞化，而且虚伪和无理性也荒诞地以崇高和理性的名义进行。对于这种非理性的理念化，学者司马云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非理性的理念化，就是将本来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给予理论化或理念化的解释，使其更符合某种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②这不仅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中，也表现在全民气功热、全民下海热、国有企业破产、传销热等等中。而荒诞的敌人就是价值，它嘲笑所有高尚的价值，打碎所有真诚的努力，玩弄所有人类不懈坚持的信仰。正如小说的结尾，经历了30年历史顺序叙事的故事，又梦魇般地返回了叙述的起点：一场闹剧般的游行。红卫兵的武斗要结束了，但痴迷于这场以崇高定义的喜剧的红卫兵却不甘心谢幕，从而导演了一场游行，让李淑兰，一个真诚的“红旗战斗队”小将，露出受伤的屁股，在受伤部位划上一个红药水的记号。这可以视为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红卫兵的本意是通过隐私的暴露来获得一种政治上的特权。但是，小将们天真的“崇高感”，很快遭受了现实准则的嘲弄。无论是游行的旁观者，还是作为小说的读者，我们体验到的都是一种“转喻”式的讽刺――“政治”成了“性”意味。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我要说的是，人们的确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切，包括性爱在内，故而性爱也有最不可信的理由。”③文革中的政治和青春期的“性”联系在了一起，并直接促成了李淑兰一系列悲剧的开始：她被一个鼓手“摸了”。这里也可以看作一个隐喻：革命和崇高感被现实的荒诞亵渎了。所谓的“崇高牺牲”，不过是成就了一场公开的“窥淫”。在李淑兰惊惶失惜的时候，她的战友郑重地告诉她：“李淑兰，以革命的名义，忘掉一切。”然而，强制的“忘却”正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如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革命逻辑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马脚，一场理想体系的大崩溃就在所难免。李淑兰先是被退伍兵诱惑，又被同学、老瘸子马树亭占有，被赵剑苹抓奸，直至悲惨地死在了疯人院。而这个命运起点也是李颂国的命运起点，因为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出生，就注定要被打上“野种”的烙印，孤独而无助地生活在这个粗鄙、残忍而虚伪的社会中。从小说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颂国每一次真诚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沦为一场生命的“玩笑”，而每一次以私利为内容，而以崇高为外衣的行动，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真心喜欢王婵、徐宝兰、夏姐，却遭到了她们的戏耍。而李颂国以恶作剧的心理用软糖引诱同学们，将自己真诚的生命感受扭曲成“训潜师”的游戏，将崇高变成一场骗人也自欺欺人的利润游戏，却都取得了成功。是这个社会的人从根本上已不相信真诚?是一切崇高的事物都有其非理性的一面?还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目前的混乱的文化建构，已经失去了理性反思的能力?刘庆的批评不留一点温情的面纱，直指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真相。他鼓励我们将文革以来的社会现实做整体性的思索，从而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激进主义狂潮所带来的复杂影响进行立体而深度的体验。同时，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更在于，它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无聊还在继续。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历史”，非理性的、疯狂的逻辑仍然在当代上演，我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从某种角度讲，同样是激进主义的一个余绪。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方法论，仍然深受激进主义的影响。狂热的经商梦，气功大师的“信息糖”，一窝蜂的国有资产流失，传销集会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场景，无疑和红卫兵舞动的皮带，夜间照明的“忠”字测命器，有着某种逻辑上的沟通之处。而作者同样告诉我们，因通奸而获道德罪至死，因恐惧权力迫害而自杀，与因穷困下岗而至死，因为讲法律科学的“严打”而量刑过重至死，因气功和传销的精神诱骗至死，同样都是野蛮而不人道的。也许民主和理性的任务不仅在于相信大多数人，而且在于避免专制，而民主和理性的悖论也在于，多数人却道出了一个反对大多数人的极权制。在这个悖论的时代，我们依然没有属于我们自己民族和社会的稳固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题目“长势喜人”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反讽，它既是指那盆被尿浇灌的“恶之花”，又更是指一种非理性的、疯狂的、毁灭的、死亡的气息。小说的主题词其实就是“死亡”，肉体的、物质的死亡是一个方面，而精神的、灵魂的扭曲、变态、疯狂与“死亡”是小说所要着力揭示的另一方面。但不管哪一个层面的背后都伴随着作者尖锐的发问：谁是“死亡”的制造者?谁应该为这种“死亡”负责?
那么，就这部小说而言，作者又是如何巧妙地用小说的形式书写这个沉重而宏大的哲学和社会学命题的呢?他是以何为支点，在感性和理性逻辑上，支撑起这样一部意义深远的小说的呢?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近年来，有着与刘庆相类似的价值态度和超越努力的作家并不少，但有的流于一种情绪的无节制宣泄，有的沦为另一种煞有其事的“理想国的无聊”，有的则陷入虚无主义深不见底的泥潭不可自拔。在《长势喜人》中，刘庆较好地处理了现实性和超越性，理性和感性在小说创作中的关系，创造了一种鲜活的现实感与厚重的历史感交织，严肃的理性反思和悖论的情感体验共存的小说文体。我认为，解读《长势喜人》的秘密，要从这部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说起：“广场”。这也是理解刘庆思想和艺术的一个解码口。在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有学者用发轫于五四运动、发展于抗日活动、国统区学潮中的“广场文化”来概括中国式激进主义思潮的文化表征。④在广场上，每一个人都是倾听者，每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参与者，一切身份、地位的差距都似乎消失了，无论演讲、游行、集会、娱乐，都是一次次全民性的狂欢节、一次次的神话过程。广场的煽动性和宣传作用显而易见。但是，广场的欺骗性和非理性，也在于它以群体的情绪为标准，拒绝个体的独立思考。正如卢梭在《纽沙代尔手稿》中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代替每个订约的个人”。⑤这个一瞬间，也可以认为就是广场的狂欢时刻，也是个体的精神自由遭到遮蔽，个体的精神空间被挤压的时刻。甚至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公共空间建构，无论是抗美援朝、大跃进、反右，还是文革、四五运动、严打、气功热、传销，都正是以“广场”为重要的方式进行的。在《长势喜人》中，广场化的场景不断出现，而对广场文化的反思，也贯穿了整个小说的创作。在这部小说的叙事地理中，有一个中心所在：文化广场。这个广场曾经被叫做反帝广场、跃进广场、地质宫广场，它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时代变迁的集体记忆。雅克・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在这个广场上，武斗中丧生的红卫兵小将长眠于此，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小学生加入少先队时进行宣誓的地方。后来，这个广场又变为四五运动参与者苏文兵的演讲会，欢庆打倒四人帮的庆祝会，君子兰热的展览会，严打公审会，下岗工人的集会，传销训潜大会。而小说中的许多重大情节，似乎都和“广场”有着某种联系。李淑兰在游行中被鼓手猥亵，曲建国死于青年公园，尸体在众目睽睽下示众，曲薇薇在广场被判死刑，马树亭的死是由于广场上的一次不成功的性交易，徐宝兰在广场上成全了李颂国的训潜师生涯……刘庆告诉我们，中国人的公共精神空间，从来就不是从个体的私人空间发展而来的，而是从一种道德的或者理念化的宣传而来的，这种伪装的公共空间，正是以对个体空间的挤压为代价的。在广场上，在狂欢的无差别背后，也有着内在的秩序。而正是这种秩序，成了我们延续几个时代的内在游戏规则。它被分为了参与者与领导者两个层面。正如李颂国的训潜大会，参与者在训潜师的诱导下，丧失了自己的理性判断，成为一群狂热的传销信徒。而真正得到利益的，却是大会的操纵者，也就是徐宝兰、医学硕士、李颂国之流，他们煽动的所谓“训潜”，其本质不过是捞取名利。同样，在社会这个大的广场上，拒绝广场准则的人，无疑是时代真正的叛徒。这里，作者用小说的女性形象展现了自己的希望之所在。李淑兰、夏姐、林曼、王婵、曲薇薇等女性，敢于逆潮流而动，为自己的个性坚守一片土地。李淑兰拒绝了马树亭，王婵不甘受辱而自杀，林曼甘心为杀人犯怀孕，而曲薇薇则鄙视世俗，给男友顶罪，被押上了死刑场。当然，作者也写了这些女性身上的缺陷，比如曲薇薇的粗鄙，林曼的世俗，夏姐的肉欲、王婵的幼稚，但这些缺点，都是作为抵抗“广场”对个人的吞噬而存在的。她们反抗“广场”，也反抗价值失落的无聊与痛苦，尽管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毫无疑问，《长势喜人》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多一点诚信，多一点严肃，多一点对社会的关注”，⑥刘庆以他严肃认真的思考切入了我们时代的“宏大叙事”问题。也许，正如保罗・蒂里希所说：“乌托邦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是同时存在的，不要因为我把乌托邦的消极性放在积极性中讨论，就以为我的最后结论是乌托邦就是消极的”。⑦刘庆将毫不留情地批判给予了社会，却用清明的理性和诗性的精神，为我们的未来点燃了希望。
注释：
①王晓林：《证伪之维――重读波谱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1版，67页。
②司马云杰：《文化悖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1版，45页。
③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见《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5月1版。
④钱理群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2日版。
⑤⑦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出版社，1994年9月1版。
⑥刘庆：《长势喜人・后记》，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