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在恰当的时候遇到描述心境的音乐。四月空寂的夜，随手把维瓦尔第的《四季》塞进CD仓时，有安逸舒适的凉风从窗外飘进来，恰若我心情的陷溺。华丽、舒适、安逸、美好、欢乐……这就是《四季》给我的粗浅的表象。
一个画家朋友跟我说他想放弃稳定的职业，去南方或北京寻梦。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辨悲喜，不知道应该鼓励他离开现有安稳却平淡的生活还是阻止他去冒险。任何一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哪怕他已进不惑之年，我分明感觉得到他在生活的桎梏中差不多要窒息的疲倦。
为什么并没有不幸福，幸福却总在山那边?幸福是陡峭的立体的存在，是痛苦之后的收获，是冒险之后的平安，是几乎不可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梦想，是在受到种种伤害和挫折之后经年未曾褪色的爱情，是艺术历尽坎坷终至在精神上达到飞升的高处寒凉――谁说高处不胜之寒就不幸?写作的人，更接近疯狂，他们蔑视常规、正常和安全。虽然他们需要安全，可是世俗的安全带来的是枯萎，写作的人拒绝行尸走肉。只有那些野生的生物，充满征服欲、战斗欲和冒险欲的人，才会免遭枯萎之灾。他们鲜活、风尘仆仆、敏感的触角伸也是痛、缩也是痛，心灵里却能开出异香之卉。他们需要自由，需要爱情，需要空间，需要孤独，需要衣食，需要远行，而同时获得这些是多么奢侈。于是写作的走向，或是苦难，或是枯萎。诗人、艺术家跟疯子更接近，疯子其实是最本真的人。他们用自己强悍的精神力量，制造自己的苦难和悖离世俗价值观、道德观的生命走向，前方充满异数和荆棘。没有人能理解。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们思维中偏离世俗的痕迹。把自己从社会机器上卸下来，把自己制造成流浪汉，制造成家人朋友无法承受的悲剧，这也是一种创造。我常常面对这样的创造失语，并感到敬畏，比如徐渭、顾城、海子。
花市在楼下，有悄然静立的树荫笼罩在黑夜里。每天下班穿过那些斑驳的阴影，阴影里尽是青春颜色，鲜活得掐得出水来。脚步放轻到忽略自己。这片静静的土壤，让我若一株木本生长，这脚步略重就会惊醒无声无息的生活，才是我最需要的。
我这平静安稳得近乎可耻的生活中，有什么可书写的?它本身轻若维瓦尔第的《四季》。浮薄的生活，难以厚重，难以以诗性的苦难经历去体验生活的本真。我是浮在它绸缎般细滑底子上的一粒尘土，感觉到华年正在一点一滴溃烂。《四季》欢快地拂过肿起来正在溃烂的脸颊。这几天吃芒果过敏，嘴唇上长了许多小泡泡，脸上也长满了疹子。一痒，恨不得把整张脸若《画皮》中的女鬼揭下来，重做一张再戴上去。晨起，脸肿了，眼皮也肿得老高，疹子长得密不透风，嘴唇拱起来。食物过敏，我是第一次遇到，有点好玩的意思。仿佛小时候出水痘，被母亲用围巾围住整个头脸，只露出眼睛出门去玩，诡异兮兮，扮鬼吓人，情景生动。
整个生，若不遇这些疾患，毕竟无味。
而我的生活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痛苦，只能闲来听听维瓦尔第或是吃点让自己过敏的水果，制造些咬啮性的小烦恼。这种时候听维瓦尔第正是情景相融。维瓦尔第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与我的同乡苏东坡先生有某种神秘的共鸣。他是一个插着翅膀欢快地飞翔的老天使，黑底金圆寿字的绸缎长衫太顺滑了，一个惬意到发不出声来的老顽童，跃到高空，中国华贵的绸衫飘飘，他金发碧眼。维瓦尔第的华丽里没有抿进一丝一毫的沧桑，这是我不喜欢的地方。
任何一种艺术，若是太过快乐，它就是失败的艺术。它的快乐是让人失落的快乐――春来桃花几枝，我们去春游啊；夏来鸭唱水流，我们去游泳呀；秋来落叶满地，我们骑自行车去玩；冬来河面结冰，正好去滑冰。它的快乐里没有故事，没有前言后语。顺滑溜溜的快乐，小提琴的弦快速地拉，金发碧眼的老家伙做着鬼脸，头一点一点的。
这样的音乐，进不到我心深处。它轻，它薄，它完满，它华丽。相比贝多芬的强悍暴戾煎熬及至痛苦之后难得的温情，我还是喜欢后者，它恶狠狠地直接进入人心。
维瓦尔第穿着绸衫华丽退隐田园，这样的好日子却是人们向往的，花好月圆，鸳鸯戏水……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用轻快的悬疑笔法写到时间的无限种可能、偶然和结局。无限种可能交织成一个庞大的网，我们谋于网事中，无法自拔。在生的过程中选择了其中一种可能，于是有了自己的一生。优或劣，美或丑，成功或失败，失去或得到都是偶然。
想想，美味的芒果亦如鸩毒，让人上瘾或受伤；何况命运、爱情、艺术、人性的恶这些复杂的东西。
我就这样被维瓦尔第傻乎乎地带着，快乐地飞，飞，飞了整整一个晚上!晕乎乎地快乐，直到默默地流出泪来。记忆恒长而顽固。有什么死死掐着我?而夜深沉，爱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