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的舌头都有其神性，据说被割掉了舌头的圣约翰，仍然用手举着自己的舌头滔滔不绝地传教。神一旦降到使徒们的舌头上，言说之焰便被点燃。 ――[德]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
一
“请伸出舌头。”
面无表情的医生一边说，一边拿一根竹片压住我的舌根。他眼睛眯缝着，透出缕缕精光。他凑得很近，在往空洞的嘴里探索，我则看他的眼睛。我闻到他散发出来的浓重的香水味。他的眼球布满蛛丝血，黄褐色的眼球宛如剥了皮的柠檬。竹片用力下压，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想吐。我想起了“抓舌头”一词，这个俗称是军事术语。医生摆弄我的舌头，他会发现写在舌头上的秘密。这一幕，人们都有过吧，心开窍于舌，故舌为心之苗。心有病变，可从舌反应出来。舌头成为了最为复杂的心力呈现。通过这一桥梁，道路通往深渊……
舌头是人体最为柔软和灵巧的器官，其实也是身体中最强健有力的肌肉。东方智慧看重舌头，因为它比牙齿服役的时间更长。所以，“满齿不存，舌头犹在”好像是幸运的，但既然已到“一望无牙”的地步，再嚼舌头又有什么用呢？到70岁时，人的味觉只有30岁时的三分之一。人类的饮食进步，主要是在舌头的带领下获得的。软舌头的需求成就了文明的发展。厉行节约的孔子却提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实是着眼于大众的。他的舌头忙得团团转，所谓天花乱坠，诲人不倦，哪里还有胃口？
我想，人们是在三个向度上理解舌头的――生理的舌头、情色的舌头、话语的舌头。舌头不但伸延至人类的物质领域，舌头还舔舐出了形上之天空。就像蛇，用烙铁的红丝勾勒了一个翻滚的世界。套用郭尔凯廓尔的著名论断，舌头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二
2003年，我的思想随笔《道在屎溺间》在《书屋》发表后，蒙一些读者赞赏，认为此文对中国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研究提供了一种现实性的思路。文章针对曹商吮痈舐痔的行为，我写道：“曹商是中国身体政治的活学活用的先锋，他不但可以舌灿莲花，还可以施展舌头舔舐之术，抚平皇帝的伤痛，进而激发起皇家潮湿的愉悦。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体现了效忠皇权必然得到皇权回报的买卖大体公平的体制规律。在此，曹商是身体政治著名的先行者，他无法从话语的舌头获得帝王的赏识，他使用身体的舌头，不但吃回去那些废话，而且在唾液的加盟下，实现了对皇权的清洁和愉悦。舌头上的功勋，就成为曹商自己为身体树立的纪念碑。”所以，在有关基督教箴言的论著里，他们往往把谄媚视为埋伏在女人舌底的糖衣炮弹：“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敬虔配偶的品质》，Bob Deffinbaugh著，傅晓萱译）这不仅仅是妇人的问题，我发现，最龌龊的事情，一般是来自一些男人的舌头。
所以，用三寸不烂之舌就搞乱了春秋战国的纵横家们，如此深情舌耕的获利，胜过了冲锋的刀剑，谁能说舌头的管辖小于法律？法律的疆域还是帝王舌头规划、弹拨出来的呢，法律不过是爱情中的另一条舌头，顺着先行者的口涎而亦步亦趋。对帝王之龙舌，那没有什么好说的，针对儒生舌头过于好动的本性，权力者、武士是记恨的，一当得手，他们往往对舌头展开无情报复。比较触目的例子是吕后操办的，她等刘邦一死，就把戚夫人手脚全剁掉，挖出眼睛，刺聋双耳，割掉舌头，扔到厕所里做“人彘”。这固然体现了妇人的忌妒之力，但对手口不能言，那根被刘邦宠信不已的妙舌，再也无法迷惑男人了，估计才是吕后的最大兴奋点。
古代阿拉伯有一个诗人哲米勒，他和布赛娜谈恋爱，为表达忠心，他写了一首孟浪的情诗来表达爱情之重：
如果布赛娜派人来要我的右手，
尽管右手对于我来说珍贵无比，
我也会给她，使她称心如意，
然后说：“还有什么要求，你再提！”
显然，哲米勒根本不在乎自己，但一个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人，是不是就能挚爱对方？其实，一旦回到现实，诗人还是挚爱自己的。布赛娜被家人安排嫁给了别人，诗人就到处写诗，谩骂布赛娜的家人。后来被告上法庭，总督决定把这个乱嚼舌头的家伙的舌头割下来，以儆效尤。诗人虽然申明不爱惜右手，但很爱惜舌头，听到威胁后，马上逃跑了。基督徒奉行的法则就是：“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世界，能污染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
三
但是，断舌之遇在现实里却是反复发生的。可以总结一下，断舌一般有三种情况。
第一，是为了保守秘密，自我了断。医学证明这是可行的，咬舌自尽的人把舌头咬断，伤口不断流血，血块血沫和断掉的舌头把呼吸道堵住而造成窒息死亡。这样的解释似乎可以进一步澄清咬舌自尽的真正死因，是因为剧痛使肾上腺素升高毒害心脏而死亡。
第二，是极度痛苦中，因为无法抗拒疼痛而不自觉地咬断舌头。
比如，诗人歌德的夫人伍碧丝，在与歌德度过28年的幸福婚姻之后，因身患尿毒症，于1816年去世。弥留时十分可怕，约翰娜・叔本华给朋友艾丽丝写了一封信报告伍碧丝的死讯。她说，专门请来照顾伍碧丝的护士也因为无法忍受她剧痛中发出的尖叫而逃走了。最后，她痛得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迷恋菊与刀的人总是剑走偏锋，国人熟悉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他选择了一种貌似显赫的壮烈死亡。1970年11月25日，他率领盾会的部下来到市谷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公开演讲后当众“割腹自决”，将精美的“关孙云”短刀插入左侧下腹，围观者如北海道的雪暴一般涌进房间，他需要自己的死亡为人所知。一切都如预先排演过的按部就班的进行，唯一的残缺是，他未预料到“死亡秀”的痛苦会让他咬断自己的舌头。这条断舌，就像富士山的落日，被山峰啃掉了一块。奥野健男在《三岛由纪夫传说》中写到：“三岛由纪夫是为自己的文艺道路而死的，决不是为政治，更不是为自卫队而死的！”“这种虚无的、华丽的、鲜红的火花无疑将会永远地作为残像而影印在人们的眼里。”
第三，则是被权力摘除的舌头了。这是独裁者的癖好，他们恨不得世界只有一条舌头，长在自己口腔中。
法国人马丁・莫内斯蒂埃在《人类死刑大观》里，描述了割舌的刑法：“割喉刑也用于制裁罗马的意识形态对手――基督教徒。亚、非、拉美的一些原始部落在祭礼时也用割喉刑。在欧洲，割喉只是为了加重刑罚而设，是为了‘割开喉咙，塞进烙铁，将舌头挤出来割掉后再吊死。’在英王亨利四世拟定的法典里曾有规定，割口必须高及颈下，这样行刑者便能通过割口把犯人的舌头拽出来。”（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在历史上著名的道成肉身的纠纷中，争辩中的主角是两位主教，赛瑞利和奈斯脱流斯，前者被列为圣徒，后者却被判为异端。赛瑞利大约自公元412年至444年死去时为止，身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奈斯脱流斯曾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但奈斯脱流斯没有获得诸如火刑这种壮烈成仁的机会，他死得很惨。赛瑞利的信众们确信，由于奈斯脱流斯能言善辩，蛊惑人心，他的舌头后来被虫子咬掉了。尽管如此，帝国之尊、专制国王、宗教裁判所的割舌术，不但没能钳制话语，反而激发了舌头们据理力争的正义，文明的车轮在舌头的推动下缓慢前进。
与西方封建时代的刀路殊途同归，在几千年中国专制时代的历史中，为了封人之口，割断喉咙、切掉不听话的舌头完全是合法的刑罚，被残害者不绝如缕。舌头的博弈，自然成为了争夺话语权力的主要战场。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制度来讲，对舌头的拉锯战从未停止。只有死者例外，他们常把舌头伸出，没有忘记提示旁观者，这是缢死的重要特征。
[ 2 ]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成为了太多人的经验之谈。他们开始是沉默，接着就逢迎，再就展开谄媚之舌，一脑壳扎进权力的裤裆，吮痈舐痔。而那些“死在舌头的权下”的人，舌头拒绝了善意的规劝，舌头用最软的努力，像蚕一样，在濡湿、嚼烂黑暗。他们抵押了舌头，终于为汉语里只会山呼万岁的舌头，赢得了另外一小片光亮。
1975年4月4日，毛远新下令处死张志新。听完死刑判决，她被带到一个屋子，狱警将她压倒在地上，后颈上填了一块砖，他们用普通的小刀，不用麻药，割断她的气管，装进一个3寸长的钢管，再用胶带粘上。进行中，张不断嚎叫，挣扎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一个女管教员，一个向女病人实施割喉的行凶者，看着，听着，突然惨叫一声昏倒在地。据记载，张的刑前割喉，已是辽宁专政者干下的第三十多起“创举”了。（朱健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
李九莲（1946――1977年12月14日）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见《“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恶毒攻吉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案平反始末》，邱石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四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1版）她说得太多，她的话语里流出了舌尖的血。在她被杀害时，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和谐的一体……作为杜鹃的李九莲怎么想得到啊，连学一学啼血的“自伤”资格，也被强力意志删除了。
2000年5月12日的《南方周末》报道说，山西省农民李绿松只因揭露村干部的腐败行为，被无理关押，备受折磨，出来时，体重由进去时的100多斤变成50多斤，舌头还少了一截……
这些仅是个案，前两者发生在“极端年代”，与后者自然不同日而语！但透过个案的细微光亮，我们可以找到那对舌头的管辖之权柄。也许在强大到无须设防的利维坦看来，庸众的舌头并不重要，它只是消化器官的附属设备，至多是表达感激的工具而已，不过是热烈鼓掌之外的一种发声设备。当舌头不能满足胃的基本需求时，舌头只好发表进一步感激的唾沫，利维坦可以根据它伸出的长度，来决定是否再添加一把草料。一旦抗议，那么钳制它，进而予以拔除，让舌彻底缺席，至少从外观上，并没有任何破绽。
四
在巴门尼德（前570―前480，为埃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看来，人的感官接触的现象都是不真实的，只能是虚幻之见，因此他教人们不要以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性来解决纷争的辩论。但问题是，那只倾听“解决纷争的辩论”的耳朵，并不长在理性的大脑上。在一个狂热持续、进一步深陷极权迷狂的语境里，辩论的舌头终将是一直的输家。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是否就应该信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规劝――“经验给我们太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最难管制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舌头。”
我相信这话固然是对的，但我却拒绝它的善意和驯良。首先，我不是诉说《获救之舌》的英国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幼年的卡内蒂坠入了一片红色的感觉之中：“一位姑娘抱着我走出家门，我面前的地板是红色的，从左边走下来的楼梯也是红色的……”卡内蒂的记忆从红色开始了，因为他受到一把小刀的惊吓。与姑娘相恋的小伙子，向幼小的卡内蒂伸出小刀说：“伸出舌头来！”他很乖地伸出了舌头，小伙子看了一眼姑娘又说：“现在我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姑娘与小伙子靠这个威胁，将卡内蒂征服了。于是，他们可以趁机谈情说爱。卡内蒂获得了一个关于舌头的恐怖记忆，为此沉默了10年。在默默成长中，他毫无声息。往事可以没有声音，但晃动在往事中的那些舌头，却让正义无法缄默。
1975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完成了自己惊世骇俗的最后一部电影《索多玛120天》，将法国最臭名昭著的作家萨德侯爵的作品搬上银幕。《索多玛120天》，就是萨德最著名、最遭非议，但名声也最为显赫的代表作。影片里，卫兵们推来一个装食品的小车，有一口大锅，里面盛满了大便，分给众人吃。统治者们吃得津津有味，谈笑风生；那些少男少女们被迫吞食自己的粪便，有个女孩吞吃得很刷溜。有个少男逃走被射死；有个男孩因拒绝吞食大便被割掉舌头，有人往他口中硬塞进大便；有个女孩被活剥了皮……渐渐的有些男女已经麻木地顺从了这样的生活，并开始从中获得乐趣，甚至学会了告密、偷情、鸡奸……
人性之恶，是被权力制造出来的。电影展示专制时代里人性的丑恶，通过各种变态的情节来演绎独裁暴政对人的肉体、精神全面摧残。火“像劈开的舌头”堆在我们头顶！所以，以血写的东西，用泪水、用性命可以擦干；用墨水写下的一切，用舌头却无法舔舐干净。历史一当铸成，任何粉饰，不过是进一步彰显它的触目罢了。我理解斯宾诺莎的规训，我尚未让舌头在汉语里、在写作中游刃有余，既然管理不好，那么出路还是有的，就像诗人波德莱尔在诗中所言：“我把舌头扔给狗吃！”――这总比被强行摘除好啊！
前者已矣，来着还可追么？
漫步街头，人们拧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奔走在春阳播撒的时光里。偶尔可以见到情人在湿吻，哦，女人伸出了猩红的舌苔，舌尖上还有亮闪闪的饰品。据说除了便于湿吻外，就是声音在饰品阻碍下，说话声音绝对发嗲。面对桑丘・潘沙一般的男人，女人们垫起了物质主义的脚后跟，翘起了舌尖，在对上面说：“我要……”
（注：此文缘于蒋蓝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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