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自古有之，只是意思与今天大不相同。《周礼·春官·乐师》曰：“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最初的“国学”指国家学校。汉朝改国学为“太学”，晋朝又更名为“国子学”，北齐称其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直至清朝终结。宋明以还，国学被赋予新意，代表中国特有的传统学问（儒、释、道、文、艺、杂）。西周国学设在王城或诸侯国都。国学分为小学与太学（大学）两个学部。中央政府设五所太学：
南面的太学称“成均”，为学习乐舞之所
北面的太学称“上庠”，为学习经典之所
东面的太学称“东序”，为习武之所
西面的太学称“瞽宗”，为学礼之所
中间的太学称“辟雍”，帝王承师问道之所（在五学中地位最高）
按照重要性排列，六个学习科目为礼、乐、射、御、书、数。
《礼记》把太学的教育方法总结为：防患于未然、合乎时宜、循序渐进、切磋琢磨。
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是“成人之教”（教人做人），而非“技能之教”（教人技能），这一点与西方大相径庭。过去一百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西方的“技能之教”优于中国的“成人之教”。现在，随着工具理性的弊端不断显现出来，中国的“成人之教”的价值越来越被世界认同。据《礼记·学记》记载，西周的国学在给毕业生做评定时，分为大成、小成两种。
小成在学习七年后达到：学会给经文断句，理解经文旨意；专心学习，团结同学；知识渊博，尊敬师长。
大成在学习九年之后毕业，除完成小成的指标外还要：触类旁通，遇事有主见，不为物役。
师氏（分为大师、小师）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教师，教授音乐、礼仪、道德、射箭等课程。
商周以及其后的大学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而且入学是有门槛的（贵族子弟方可能入学）。真正的以教化为目的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据《三辅黄图》记载，西汉太学在长安西北，距都城有七里地，每届的生员为五十人。到王莽统治时，太学的生员逾万。可见，中国的太学教育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有很大发展。
西汉的太学一年一次考试，叫做岁考。考试采用“设科射策”（抽签）的方法。
晋之后增加国子学，与太学并列。“国子”指公卿大夫（五品以上，含五品）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入太学是一种重要的士族特权。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则可以入太学。这样，国子学变成为当时的国学。后来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1905年慈禧太后命令废黜国子监。自此，传统的国学体系消失。
近代，国人开始用“国学”表达全新的意思。称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为“国学”始于章太炎，他在《国学概论》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章先生的概括是精准的，可以为后人据，可以用国学一词代表中国古代的人文文化或学术的主流文化体系或思想体系。
一、为何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国学？
逻辑（数学）、物理学以及由逻辑、理性构筑的其他学科是不分国界的（没有“东方科学”“西方科学”之说）。但非理性文化没有标准范式，可以形成个性——比如中国绘画、中国医学、中国建筑、中国舞蹈等。作为非理性范畴中的国学当然也有个性。国学的个性在于：
1.国学不以让人聪明为目的，不同于西方哲学。儒家提出“亢龙有悔”[1]的命题，意在告诫人们，智慧有度，不是越发达越好，智用过头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子提出“大智若愚”的命题，章太炎说大智若愚就是“执雌守黑，不敢自遂”[2]。雌是柔和的意思，黑是暗昧、糊涂的意思，遂是放任的意思。“执雌守黑，不敢自遂”就是安于柔和状，不强以不知为知，做事遵从天道，不自以为是。其实，西方人也有对聪明的正确理解，作为犹太人《圣经》的《塔木德》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只狐狸路过一个四面有栅栏的葡萄园，此时正好饥肠辘辘，看到水灵灵的葡萄垂涎欲滴，可由于它身体太胖，怎么也钻不进去。怎么办呢？于是它绝食三天，饿得精瘦，终于钻了进去，并且在园内尽情享受。等它想出来时，当然又长胖了，钻不出来。无奈只好再次三天饿肚子，直到饿瘦了才得以出来。出来后，狐狸长叹了口气说道：“葡萄园啊，你和你的果实对我何用？里面的一切虽然美丽可爱，但与我何益呢？我进去时什么样子，出来时还是什么样子。”
世界也是如此。人来到世上时，他的手紧紧握着，似乎是说：“一切都是我的，我要得到一切。”当他离开人世时，他的手张开了，仿佛是说：“从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获。”这就叫撒手人寰[3]。
人类可以进入葡萄园吃葡萄，但那须付出代价——先把良风美俗等优良传统抛弃，瘦身之后才能进去。但吃胖身子可就出不来了，除非把吃进肚子的葡萄全数吐出来。所以，中国人建立国学，用以抵御“葡萄园”的诱惑。
2.国学不以谋有用之用为目的，不同于科学。用庄子的一个比喻可说清楚这一点：人走路时，双脚落在地上，支撑人体的永远是两个脚印那么大的面积。假设把脚印之外的地面撤掉，只保留两排脚印，其他地方都是万丈深渊。试想，此时还有人敢走路吗？两行脚印之外的土地没有直接支撑人体，但并不意味没有用处，其实那是无用之用，这种无用之用给人以安全感。
在很大程度上，国学谋求的就是这种“无用之用”，为的是让人类和谐、安全、幸福、长治久安。
3.国学不以求真为目的，不同于逻辑学与数学。儒家经典中很少出现“真”字，古汉语字典中用“真”组的词多为佛家用语（如真理、真谛、真相）或道家用语（如真人、真宰、真君）。
真字从十（代表数量），从目（眼睛），从一（代表面，表示广泛），从八（一撇一捺象征一阴一阳，合起来代表卦象）。组合在一起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众人亲眼见到的可以将其视为公认的事实。这就叫做真。须注意，中国人认为只要看见就可以确定是真的，是不需要做实验证明的，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真理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真与阵谐音表示真是一种暂时的象，象无时不刻不在变化，所以真是相对的。 另外一种写法的“眞”与真有所不同，眞从匕（比较），从目（眼见），从一（广泛），从丨、横、八（组成一个“公”字）。眞字里的“公”的两个部分被拆开，私在上边，公在下边，综合起来就是：对众人所见进行比较，化私（个人意见为私）为公（统一的意见为公）。于是眞字就具有了很强的形而上学的含义：比较大家所见，统一了的意见为眞。这同样说明，中国人确认眞，以直觉（眼见）为准，不涉及逻辑论证。可以认为，中国人在造字时有意回避了科学，把人们引向追求美与善的道路。如果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认为经得起反复验证的事物方称其为真，就不会有《易经》了。易有不变的意思，可以把不变理解为真，但那是道之真，不是物质真，人类永远窥测不到物质真。既然窥测不到，当然求之无益，所以中国人把精力放到“道法自然”上，中国人找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通过求善求美，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而不是揣度其真。
4.国学重传承而轻创新，不同于一般技艺。中国人始终对创新保持着一种警觉，儒家尤其如此。在古汉语中，用“新”组成的词汇不多，其中绝大部分是贬义词。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新”与两件事情紧密相连：创新意味冒风险、创新意味破坏。这两点通过新这个字一目了然：新的左边是立木，代表一棵正在生长的大树；新的右边是一把斧头。斧头放到树边是很危险的。斧头砍树留下疤痕，这个疤痕对于树来说是一种创伤。执是之故，孔子“信而好古”，不提倡创新。
儒家的保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自然来说时间是很慢的，对于人来说则匆匆而过。以人对时间的感觉猜度自然是不合适的。既然以自然为师，就必须以自然的尺度衡量时间。在自然那里，一百年、一千年都是很短促的，人类的任何改变都需要考虑到自然的感受，不能一厢情愿、恣意乱为。现代化是在极快的节奏中通过不断创新完成的，可是创新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一方面带来了飞机、电视机、电脑、转基因技术……另一方面带来泥石流、带来温室效应，带来大气与海水污染，带来异常的气候，夸大些甚至可以说带来了世界末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评价国学的保守观，重新评价传统对于人类的潜在价值。
5.国学知行合一，不同于西方的知行分离。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知行分离，作为“知”的科学理论很可爱，但转化为行——技术之后便面面目可憎起来。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往往违反科学家当初苦心研究的初衷。国学基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形式观念全部来自于自然的“行”，国学是跟着自然亦步亦趋地走。一般的民族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人是有欲望的，跟着自然走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至少从短期效益看如此。在克服欲望的问题上，儒家、道家以及外来的释家高度一致，区分只在于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
汉武帝时，士兵在挖掘训练水师的水池时发现了煤炭，当时还不知它是何物，汉武帝找来一位高人询问。高人说，这叫劫灰，能够燃烧。经过试验果然很好烧。大臣们纷纷建议汉武帝下诏开采，汉武帝却下了禁止开采的诏书，理由是：宝贝有限，留给后人用。类似的事情在宋朝也发生过，那次发现的是石油，结果皇帝也是禁止开采，理由是保护自然地貌（这种认识比现代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6.国学是信仰、哲学、美术、民俗、政治、经济合一的产物，不同于西方的学科分科。国学不像科学或哲学那样纯粹，它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非常容易理解：自然是包罗万象的，建立在效法自然基础上的学术文化当然也是包罗万象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善于采用综合的方法认识世界。需要注意，包罗万象并不意味不分主次。信仰是国学的核心。信仰什么？信仰自然，信仰天道，信仰天人合一。中国人把自然视为神，这样就赋予这种信仰以有神论的性质。远古时代中国的原始宗教盛行的程度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第二例的。帝武乙亵渎神灵之后，中国的原始宗教式微，到孔子生活的时代，觋与巫渐渐淡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舞台。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中国人从此失去信仰，恰恰相反，孔子加强了中国人的信仰——而且仍然是有神论信仰。《系辞上传》中的这样一段话可以为据：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人不能主自己的事，一切服从天，天会降神物的，人照着神物的教导做就是了。中国古代有记载的出现神物有两次。第一次是河图，大约五千多年前，伏羲受河图启发画出了八卦，开启了华夏的文明之路。第二次出现的是洛书，大约三千多年前禹的时候，神龟负文而出，有数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九类常道（也作“九畴”，即九种治理国家的方略）。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是上天意旨。同是上天的意旨，中国与西方的理解大不相同。在西方，天命系于上帝之口，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上帝乃是人的化身，《圣经》乃是人假托上帝之口对世界做出的权威性阐释。中国完全不同，中国虽然也有假托的意识形态——比如河图以及以河图为蓝图画出的八卦、以八卦为基础演绎出的《易经》——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是杰出人物的创作，而是对自然的再现，圣人所作不过是把自然之象转化为符号，仅此而已。河图、洛书、卦爻乃至汉字都是符号，都是由自然之象转化而来的，因此都忠于自然，尽管这种转化不是机械的描摹，而是生动的创造。
中国哲学是中国信仰最直接的产物。如果“理性主义”（柏拉图主义）可概括西方哲学的话，“天人合一”则可以概括中国的哲学。理性主义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理性的，物质是理性的外在表现，所以理性可以完全反映甚至通过科学透视物质世界。中国的“天人合一”则把人牢牢地与天系在一起，以示人对天的忠诚。天人合一并不表示人与天平起平坐，它表示人永远不背离天，永远和天共舞。
美术更为中国古人所青睐。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繁荣期的话，那么其余大多数时间都是美术的繁荣期。美术包容极广，主要包括诗歌、散文词赋、对联、史记[4]、绘画、书法、舞蹈、音乐、工艺、建筑等。中国所有的传统美术形式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象物[5]而为器，象事[6]而为画，象形而为字，象数[7]二为占，象生[8]而为祭，象辞[9]而为传……中国之美术莫不源于象，换言之莫不源于自然。 民俗是国学深厚而又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国学中的“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起到强烈的支撑作用。如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就可算作良俗：其一，俗出于民而非官；其二，久传不衰且不离其宗。有人说，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永远分不清，其实断也不难，对照这两个标准就是了。
经济上，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耕作上一直奉行自然农法。寻常论家常因此而诟病之，以为这正是中国人不思进取的证据。其实，这正是国学经世致用的最佳范例。传统农业消耗的是可持续供给的太阳能与氮气，从而可以维持稳定的耗散结构，让人类长期生存在地球上。即使单纯从农业产出的角度看，自然农法也大大优于科学农法（科学农法虽然产量高，但农产品的质量差，多出的产量不足以抵偿低劣的质量）。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最大的败笔。
中国传统的政治[10]与国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此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评价。首先，从“管理众人的事务”的角度看，国学给政治带来很多消极因素，集中体现在一是中国政治集体参与度比较低；二是中国政治的透明度比较差；三是中国政治腐败的病根比较深；四是中国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等级差别的扩大化。
其次，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看中国的政治相当成功。主要表现是，在两三千年的行政过程中始终遵循“君权神授，君权神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原则，因此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自然生态不受政治的侵害（这一点其他国家很少有能做到的）。中国古代君主可对百姓很残暴，可以对大臣很专断，也可以在后宫荒淫无度，但几乎没有一位皇帝敢对天（自然）大不敬，历史上有不少懒皇帝（明朝懒皇帝最多），它们懒得上朝，懒得议政，但祭天、祭地是躲不过去的。皇帝经常下罪己诏，以自我警示。罪己诏中的“罪”无非两种，一种是执政不利，另一种是出现自然灾害或异常天象（彗星等）。如果说前一种罪己诏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不一定是真心实意的话，第二种罪己诏则全部是发自肺腑，因为敬天是国学的核心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然也深入皇帝的心。
7.国学具有相容性，不同于西学的自我衍变、自我扩张。国学的开放性来自于其核心内容——信仰与哲学的非理性。非理性文化具有两个重要特征：（1）非理性的文化可以与外来文化互相包容。中国排斥西方的理性与逻辑，那是排斥外来文明，而非排斥外来文化。佛教是非理性的文化，中国人接纳了佛教。开放性的含义是不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专利独享之，不但不怕外传还积极向国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比如隋唐中国很好地接待了日本六七批遣隋使、遣唐使，鉴真和尚还为对外传播文化而献出了双目。（2）非理性的文化具有超稳定的特性，这一点与理性文化恰恰相反，理性文化靠创新传承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非理性文化依靠保守进行传承，是相对稳定的。只有保守才谈得上开放与包容，因为保守可以为兼收并蓄提供充分的时间与空间，使包容成为可能。而在理性文明的场合，唯理是从，根本谈不上什么包容不包容。
8.国学入世，不同于独立于世俗的西学。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入世的，但能将入世分析得让人信服却不是件容易事。按说学术是研究世间道理的，道理是客观的，不存在入世不入世的问题。其实不然，西方文明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相连，并不入世。中国的人文文化与社会（人类）紧密相连，所以说是入世的。西方的每一个文明成果都对社会（世）发生深远影响，但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是入人的本性，换言之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
9.国学逆人欲，不同于以满足人欲为宗旨的理性之学。从不同视角观察人性，出现了性善说与性恶说。比性善说与性恶说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人的本性自私”这个颠扑不破的命题。西方的理性文明是顺着这个命题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学术文化则是逆这个命题发展起来的。这是东西方最显著的差别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学术还是东方的文化，主要目的都是祛除人的不当欲望。不当的分寸很容易把握：超过自然的欲望就是不当的。儒家关于克服欲望的论述主要是：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易经·系辞上》）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象》）
无欲则刚（《论语·公冶长》）
君主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宁俭勿奢（《论语·述而》）
克己复礼（《论语·颜渊》）
富贵如云（《论语·述而》）
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
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清心寡欲（《孟子·尽心下》）
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为富不仁（《孟子·滕文工上》）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篇第二》）
虚壹而静（《荀子·解蔽》）
道家关于克服欲望的论述主要是：
为道日损（《道德经·三十八章》）
无欲以静（三《道德经·十七章》）
不以欲乱（《道德经·三章》）
知足不辱（《道德经·四十四章》）
恬淡为上（《道德经·三十一章》）
至人无己（《庄子·逍遥游》）
因物殉身（《庄子·骈拇》）
殉财殉名（《庄子·盗跖》）
天无私覆（《庄子·大宗师》）
见利忘身（《庄子·山木》）
大富六害（《庄子·盗跖》）
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淮南子·精神训》）
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淮南子·精神训》）
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淮南子·精神训》）
释家关于克服欲望的论述主要是：
欲生诸烦恼，欲为生苦本（《增一经》）
欲火入心，犹如鬼著（《大集经三十八》）
有欲心者无解脱（《月上女经上》）
淫心烦烧，名为热恼。淫事秽浊，名为欲泥（《首楞严经合论》）
拔诸欲刺，以安群生（《无量寿经下》）
度群迷于欲海，引含识于涅槃（梁武帝语） 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法华经譬喻品》）
不起欲想嗔想害想（《无量寿经上》）
禅为清净水，能洗诸欲尘（《智度论十七》）
10.国学不可复制，不同于可以复制的西学。世界各国的文明或历史文化都不是连续的，只有中国完整地保留了三个“连续”：
其一，历史是连续的，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1911年，每年记史，未中断过。从隋朝至清末每日记史，未有中断。至于二十四史更是囊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人物，没有遗漏。
其二，文字是连续的，从秦朝用小篆统一六国文字随后汉字发生隶变至今，汉字的字形与读音基本是稳定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这在世界上堪称唯一。
其三，中国人的信仰与哲学理念是连续的。天人合一的信仰与直觉的方法论始终如一，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百年前，一些学人以这种连续为耻辱，诟病中国人不思进取，代表人物是胡适与陈独秀。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科学主义最盛行的时代，按照科学的价值观，一个国家有数千年连续历史真算不了什么光彩的事情，因为科学是要创新的，日新月异正是科学的最高境界。一百年过去了，经过科学技术的洗礼，如今的地球已经千疮百孔，很难继续养育数十亿地球人。科学带给人类的并非福祉，而是老子所说的“物壮则死”。对照这一残酷的现实，就能够理解中国连续数千年的学术文化对于人类的意义的——防止人类过壮以至于早夭！
二、国学之内容
1.按照目的划分。（1）天命。天命一曰自然规律，二曰人之本性。自然与人性是国学的出发点，正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国学的第一目的就是“知天命”“顺天命”“敬天命”，与天亲密地合为一体。司马迁用简洁的文字概括了天命与国学的关系：“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11]圣人发现了天的规律与作用，创造了汉字-天。
“天”由两道与一个人字组成，上边一道代表天，下边一道代表地，人字上触天，下穿地，表明了天地人三才的关系（古人称其为“天人之际”）：天（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地在下边承载万物，一部分人生活在大地上，更多的人长眠于地下。这样就把天地人的关系表达清楚了，可以归纳为：第一，地与人都要顺从天；第二，人不能居于天之上，人跑到天之上，天就不再成其为天；第三，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忽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学就是研究天地人三才关系的学问。
（2）地德。国学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地能生长万物，养育人民，古人把地的这个功能称作地德，顶礼膜拜。目的是为了保护地的这个功能，让大地长久地发挥这个功能。用诗话的语言表达就如卢照邻所说：“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能与“地久天长”搭配的只能是人类，人是做不到的。
（3）人道。国学的第三个目的是使人间有序，人与人和睦相处，实现人道。人道有三义，其一曰做人之道德规范，其二曰人伦等级之规范，其三曰男女相处之规范。这些常被称作“人学”。必须注意，人学只是儒学的一部分，是国学的很小一部分，所以把儒学乃至国学称为“人学”是不恰当的。执是之故，人之道在国学里仅被排在第三位。
（4）国容。国容是国家的礼制节容，国容失则国威失。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宋朝与明朝——因国容不正而失去国威，遭到外族的欺辱。
（5）齐家。国学的第五个目的是通过齐家，使家庭和睦，人人安居。齐是整治的意思，齐家是中国士大夫的基本功之一。核心是一个孝字，几乎所有的家礼都围绕孝以及孝的延伸物。
（6）安民。国学的第六个目的是安民。君主与百姓关系是国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人认为君主安民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统治，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之所以要安民是因为“民”是中国农耕社会之本，本不安定，君也不安定，二者之利害是紧密关联的。魏征将这个特点总结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指的就是“民”。
（7）事功。国学的第七个目的是让人们最大限度完成事功，实现自我价值。事功是儒家的主张，这个主张的根据是天地一刻不停地在运转，在生成各种自然景象，在孕育各种生灵。天地之伟大直观地体现在事功上。既然人要向自然学习（这一点儒家与道家完全一致），当然也要讲事功。老子嘴上讲人要效法天地，在实际生活中却又逃避事功，这是一致言行不一的表现，应该批评，恐怕这也是司马迁将这位杰出思想巨匠放在列传且只占四分之一篇幅的主要原因吧。
（8）名检（留名青史）。国学的第八个目的是让士大夫或志士留下名检。
文天祥死后，在其衣袋里发现一段赞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段赞词就是对“名检”最好的诠释：人死了，名留在历史中永不泯灭。
（9）心斋（排除欲望杂念，保持心境纯净）。国学的第九个目的是帮助人修养身心。庄子喜欢用坐忘这个词。《庄子·大宗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颜回告诉老师：我有进步了。
孔子说：愿闻其详。
颜回说：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嗯——还不够。
过几天颜回跑过来又对老师说：我进步了。
孔子问：怎么讲？
颜回说：我开始忘记礼乐了。
孔子说：嗯——还不够。
过了一段日子，颜回对老师说：我又进步了。
孔子问：怎么回事？
颜回说：我坐忘了。
孔子大吃一惊，问：什么是坐忘？
颜回说：就是忘记自己身体，忘记学过的知识，与大道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坐忘。
孔子听罢感叹道：“与万物一体，就没有偏私了；参与万物的变化，就不偏执了。你真是贤人！我只能从其后了。
（10）传统。国学的第十个目的是让国家的文化形成传统，代代相传。在国学的各种著作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传统”一词。传统变为常用词汇是近一百年的事。
仔细想一想，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传统。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就是对回忆能力的保有，死亡就是失去过去的时间，处于永恒的“现在”。试想一个人只知道“现在”，完全不知道过去的事情，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应该说那就是死亡。民族何尝不尔？所以，国学就是教人保存记忆的学问。这种学问表现在经书里、民俗里、信仰里、各种形态的文化传统里。 2.按照形式划分，国学包括文字与非文字两部分。国学的经典数量并不多，除去资料书与工具书，可以概括为《诸子集成》《十三经》《黄帝内经》《春秋繁露》《楚辞》《文心雕龙》《唐诗三百首》《昌黎先生集》《欧阳文忠公文集》《苏东坡集》《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中国历代诗话》等。所以如果听到有人说“我已经把国学经典读尽”，并不一定是诳语。
国学中的非文字部分不容忽视，也更难掌握，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信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信仰是心中事，难于言表。礼仪也如此，礼仪出于形体，然而却关乎天人之际，关乎人伦亲亲……凡此种种皆非文字可以道尽其意。
3.按照学派划分，国学囊括儒、释、道、杂四类。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可以略而不论。外来的释家（佛学）能够成为国学之一宗确实值得玩味。佛教起于汉明帝而盛于魏晋。主要原因是魏晋有探玄究理的清谈之风，儒家的学问逻辑性极弱，也没有喜欢玄学者所期待的那种深度，自然就会因为缺少有深度的谈资而感寂寞。佛学深奥庞杂，正好符合清谈的需要（特别是佛学中的因明学能够填补儒学之空白），佛学走红也就在所难免了。须要说明，即使在佛学最兴盛的时期它也不可能取代儒学，更不能动摇国学。只能是国学改造与融化佛学，而不能相反。佛学成为国学之一宗，正好说明国学有强大的包容性，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入侵。
4.按照对象划分，国学研究包括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格物致理三大类。天人关系体现在儒、释、道、杂各家的体系中。人际关系主要体现于儒家，天人合一则体现于诸家学说。孔子与老子都敬天，但目的有所不同，老子为自己而敬天，孔子为人类而敬天，境界有所不同。
儒家与道家格物致理的方法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直觉的、具象的、综合的、整体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功能，是其他方法论——比如逻辑分析——不可取代的。
5.按照功能划分，国学包括敬天（信仰、宗教）、人际关系（人学或民俗）、情操文化（艺术）与国家治理（政治）。其中信仰、宗教第一，人学或民俗次之，艺术再次，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宾从于其他。
6.按照定着形态划分，国学包括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大类。古人创造的文化都属于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不一定都能定着为文化传统。真正支配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大多是文化传统，对此后面将专门论述。
7.按照材质划分，国学包括有形文化（器物文化）与无形文化（精神文化）。文化传统多表现为无形文化，比如忠君爱国之理念与舍生取义之精神。
三、国学之特殊性
1.收敛（限制智慧）性。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先天智慧乃是其恶行之动力源泉。没有限制的智慧与没有安装刹车装置的机动车一样，缓行尚可，疾驰必覆。西方文明的要害在于没有给理性之车安装刹车装置，任其狂奔，难免险象环生。
国学之宝贵，首推它能自觉限制与控制产生于人性的恶，自觉地收敛自己的野性，将其驯化为良知。这是万分艰巨的任务， 而荀子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杰出代表人物。
胡适曾经讥笑荀子反科学，说荀子只注重开发已成之物，却不耐烦做科学家思物而制之的功夫。或许有些人还认为胡适的话有道理，但现在来看，荀子的反科学是有道理的，因为地球资源极其有限，“新物”不可以无止境造下去，资源枯竭的时候，人类还须回道荀子的正确道路上来。
《荀子》共三十二篇，为什么始于《劝学篇》，然后接着是《修身篇》。这是因为学习与修身是礼之基础。学习有利于做人，思考有利于知天（逻各斯）。只有好学的民族、把学习放置到思考之上的民族才可能实行礼制。正如荀子所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修身乃是治气养心之术，不修身是接受不了礼的。荀子还说：“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知道限制自己的理性，使人平和，就知道“限制智慧的智慧”比自由发展的智慧价值更高，也更重要！荀子很担心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被误解，于是用“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的命题补充之，从而维护了自然为本，人从之的主导思想。
如何限制智慧呢？接下来是《不苟篇》与《荣辱篇》。行不苟与知荣辱是修身的进一步深化。关于不苟（随便）荀子是这样说的：“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意思是战胜困难的本领、舌辩的技巧与争得的名誉均不为贵，真正的贵是凡事做得恰当（与孔子的过犹不及相似）。
人为什么要最求正当呢？荀子又在《荣辱篇》中告诉我们：“桥（古代桥同骄）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偋（偋同屏）偋五兵也。”意思是过分骄傲是人的祸殃，恭敬谦虚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要戒骄必须克服人性的弱点，所以荀子在《非相》中说明人长得高低或美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克制自己的弱点。人的普遍弱点是：“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
接着，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解答了为什么人有三个弱点：“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欺惑愚众……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意思是说假学问横行，真学问就被掩盖了，人民就被愚弄了。
具体到国家政治，必须先确立原则。荀子在《王制篇》中说，人乘坐一赶就惊的马不舒服，必须设法让马安静驯服。人何尝不如此？让人民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照顾孤老贫弱，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2.具象性。如果说西方的逻辑显示出来的是“真理”的话，东方的具象显示出来的则是事实。具象是国学最常用的方法。自然与宇宙用各种像昭示自己的存在。人们能够感觉这些象，而且其可靠性大于西方用理性感知世界。具象比理性更忠实于认知对象——这就是国学最大的优越性。
3.整体性。整体性是具象式思维的产物。西方的物理学、化学、医学等学科都是进行分析的，缺乏整体的视角。国学研究问题总是从整体出发，在不同子系统的互相联系中寻求规律与对策，正好补其不足。中医是整体性思维的代表。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医学为的是治病，所以他们的医学总是针对各种具体的疾病，中医则完全不同，中医并不单纯以治病为目的，中医追求的是身体整体上的平衡与协调，中医以提高生命活力为己任。 4.综合性。综合性是整体性的延伸。理性所辖的学科大多泾渭分明，这种明确分工有利于对某一问题做精细深入的研究。然而却不易于在宏观上全面整合，不利于让人的认识与丰富多彩而又神秘莫测的自然完全对应起来。可以说，只用理性，不用综合的方法是难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5.非理性。就本质而言世界是非理性的，理性仅仅表现为作为自为的静态的物质体系自身，而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理性的，考察任何事物，一旦把各种复杂因素混杂在一起，理性就会失效。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理性是智慧的发动机，而非理性则是欲望的制动器。
中国人将人性完善与社会进步的重点放在非理性方面乃是一种主动选择。中国也出现过类似耶和华的神，那就是盘古与女娲。盘古开天地之后死去，他的尸体化生伟自然万物，女娲则用黄土抟成最初的人——这些与耶和华创世的事迹逼肖之至。如果当初中国人选择盘古为创世之神就会像西方那样，人成为主格，自然成为宾格从属于人。之所以中国人放弃这种选择，是因为他们宁愿宾从自然，而不愿把自然当成人类奴役的对象，是因为中国人宁愿以保护自然为乐，而不愿以占有财富为荣（像荀子在《儒效篇》所说“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指导中国人进行这种选择的是和（亦称“中庸之道”）。理性文明总是在打破“和”，而非理性文化则总是在维护“和”。按照孔子的理解，“和”就是在承认对立与差别的基础上让双方和谐相处。天人之和是世间最大的和，而天人之和的基本保证就是有粮食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人选择农耕生产方式就是选择了“和”的生存策略，选择了非理性的发展之路。相对于工业，农业简单得多，没有太多专业技术方面的条件，需要的主要是天人关系这一整体问题，组成天人关系的子系统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是非理性的。也许是一种巧合，中国古人的选择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这些规律包括：
（1）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揭示热量运动方向的热力学基本定律。这个定律认为，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不能做相反的传递而不带有其他的变化。就像水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流，如果想从低处流到高处就必须消耗其他能量一样。该定律还说明，摩擦过程机械功可以全部转化为热，但热不可能回过头来全部转化为功。这条定律的确立，宣告了那种试图不提供高温热源，从海水、空气这样的大物质系统中聚集热量制造第二类永动机的幻想的破灭。这说明理性文明是有限的，从工业革命算起，充其量只有数百年的寿命。而中国的非理性文化其寿命近乎无限。
（2）熵的理论。熵是表明独立物质系统的热力学状态的一个比较抽象的物理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温物体，决定这种传递过程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热量，二是温度，熵就是把热量与温度联系起来表示系统的热力学状态和变化倾向的一个概念。设一个系统中有温度为T1和T2两个物体，高温（T1）物体把热量ΔQ传递给温度为T2的低温物体使系统达到平衡，在这种传递过程中ΔQ/T1和ΔQ/T2的差别起了决定作用。这样就把这种热量与温度的比值定义为系统的熵。熵在本质上揭示了热力学系统的混乱程度，并从客观上反映了系统的发展趋势。通俗地说，熵的理论揭示：石油、煤炭一方面为人类提供能源，另一方面在促使熵的最大化，而熵到达临界点时人类末日也随之到来。
（3）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向我们揭示：石油、煤炭等能源的形成周期很长，而开采速度极快，这是导致人类最近二百年创造的财富超过人类之前所创财富的总和的根本原因！有人为此欢欣鼓舞，以为是福音，他们不知道，人类致富是以能源耗散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人类以怎样惊人的速度掠夺地球资源，就会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
（4）海德堡定理（测不准定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测量一对共轭量的误差（标准差）的乘积必然大于常数 h/4π （h是普朗克常数）是海森堡在1927年首先提出的，它反映了微观粒子运动的基本规律——以共轭量为自变量的概率幅函数（波函数）构成傅立叶变换对；以及量子力学的基本关系（E=h/2π*ω，p=h/2π*k），是物理学中又一条重要原理。这个原理揭示：理性不能完全反映自然的原貌，《圣经·旧约》关于人是主格、自然是宾格的论断因此而不成立。
（5）哥德尔定理。定理一：任何一个相容的数学形式化理论中，只要它强到足以蕴含皮亚诺算术公理[12]，就可以在其中构造在体系中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证的命题。
定理二：任何相容的形式体系都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
这两个定理宣告：作为逻辑实用典范的数学，并不揭示真理，数学是类似于艺术的一种智慧创造，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6.包容性。非理性文化都具有包容性，否则就不是非理性文化。包容是自然的本能，以自然为式的国学当然会沾濡上这一特性。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包容就是尊重自然的包容，不随意破坏自然的包容。国学的包容性主要就体现在对自然包容性的维护上。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是大地的最高贵的品德，所以中国人以大地为榜样。
7.保守性。非理性文化都是保守的，否则就不是非理性文化。误解国学的人往往把对自然包容性的保护视为“保守”。
在贪欲尚未被充分激发出来的时候，人的道德水平是很高的。相反，当有了工业革命之类的外界刺激，贪欲心迅速膨胀，道德则急剧地滑坡。所以，保守就成为挽救道德的最有效的手段。如果把理性定义为“认知能力”的话，道德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发展路径恰恰相反：
传统理性
工具理性
今天人类道德沦丧的现实更加证明保守的可贵。
8.连续性。文化应该都是连续的，不连续的不是文化。对于非理性的文化来说，连续意味着存在，连续的中断则意味死亡。所以，文化应该与传统成双成对。人的死亡与人类的死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对于人来说，有气为生，气断为死；对于人类来说，民族的根在民族活，民族的根断民族死。之所以说国学是中国人的骄傲，就是因为它表征华夏民族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易经·乾》。
[2]《箴新党论》。
[3]《塔木德·大传道书》第41页，[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史记为古代史官所记录的史事。司马迁著《史记》之后史记成为专用名词。
[5]《国语·周语下》：“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6]象事：观察事物的表象。
[7]象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而后有数。”
[8]象声：古人祭祀的时候，以亡者生前所用之物为祭祀之象征。
[9]象辞：《易经》中的爻辞。
[10]作者所说的“政治”不同于“政治”一词经典的定义，区别在于，作者所说的政治不仅包括“管理众人之事”，还包括“处理人与天（自然）的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
[11]《史记·三代世表》。
[12]皮亚诺公理，也称皮亚诺公设，是数学家皮亚诺（皮阿罗）提出的关于自然数的五条公理系统。根据这五条公理可以建立起一阶算术系统，也称皮亚诺算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