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 就是把人当人来写 今天的题目叫“写什么，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前两年在上海有过一次讨论，有批评家说“写什么”是一个问题吗？！无论是曹雪芹的时代，还是我们现代，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可以不去考虑写什么。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对像万花筒一样、令人头昏眼花的现实生活，一个作家只能选取一点点素材来写，不能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小说。你也不能把你在社会上所看到、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你熟悉的所有人物都写一遍。高明的作家就是选择一个好的题材，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题材，讲述一个能够令人有切身感受的故事，这个选择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选择了一个尽管很热门、很时髦但不适合自己的故事，我想，这很难写好。
像沈从文这样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太会关注写什么。鲁迅写那些文章，是因为他有那样的文学理想，他要用文化的方式治疗中国人心里的疾病，他要用文学的方式救治病弱的民族。他选取的人都是社会中有“病”的人，也就是被社会压得丧失了本质的人，像孔乙己这样的小人物非常可怜，值得同情。沈从文写吊脚楼里的女性，写旧时代，写种种的兵匪，是同他的文学理想相一致的，他要表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要得心应手，也只能选择这样的人物。至于家庭里的勾心斗角，小叔子、嫂子、小姑之间的故事，母亲跟女儿的故事，则是张爱玲擅长写的，因为她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非常熟悉这些事情。
说了半天，想来想去，“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就是把人当人来写。这也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获得的最真切道理。过去有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没有生命力，没有说服力，写出来的人物之所以不感人，就在于我们创作理念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把工农兵塑造得完美无缺，就在于我们要把所谓的敌人写得一无是处。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作，必然会写得概念化。作家的觉悟就表现在，不管是写好人还是写坏人，都应该把他们当作人来写。
沈从文在云南昆明联大教书的时候说过，文学要贴着人写，不管写什么小说，题材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你要根据人物自身的逻辑和心理来写。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我把沈从文的话改造了一下，改成了文学要“盯着人写”，更加强调要把写人当作文学作品最首要、最重要的内容，把人写出来，让读者难以忘记。这也是小说应该追求的最高、最理想的标准。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把人写活，就始终不可能成为好作品。怎么样把人写好写活？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即便是虚构的人，你也要熟悉。当虚构的人在头脑里构思许久，让你像跟一个陌生的朋友慢慢相处，最后变得很熟悉，熟悉得就像你自己的家人、亲戚甚至你自己一样。到了你能够代替他思想的时候，写这样的人物肯定能得心应手。否则，在小说里处理一些情节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人物有什么样的表现。作家只有对所写作的人物了如指掌，对他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非常熟悉的时候，才能够完成所要创作的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定要压住事件
我本人从事写作已经30多年了，在前期的时候也走过很多弯路，主要原因也是受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理论的影响，认为小说一定要选择重大事件，要写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社会上流行什么就去跟风写什么。我后来慢慢觉悟到，不管社会怎样千变万化，不管社会流行什么，不管写出来是否可能引起轰动，我只是从我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我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和形象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这样的写作，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我举几个例子。刚才我看到一个同学拿了《生死疲劳》让我签名，这本书是我2005年夏天写的，写了43天只是写了初稿，在我头脑里面却想了43年。当我还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生死疲劳》里的主要人物就已经生活在我的周围了。当年，我们小学里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之后有一个课间操时间，全校学生站在球场上，在老师带领下做广播体操，这个时候必定有一个老人推着一辆木轮车，从我们的操场前面走过，这个老人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干户。
在座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单干户”。提到“单干户”，必须知道什么叫“人民公社”。解放后，每个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因为共产党闹革命的一句重要口号就是“平分土地”。1958年国家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全部集中起来，当时上面提到的这个单干户不同意了。这个单干户不入社的理由就是：弟兄两个要分家，否则没有积极性，还会跟家人闹矛盾，现在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拉到一起怎么能干好？他的话在几十年后不幸被说中。从理论上讲，不好好劳动，大家都要挨饿，但大家都偷懒，没有一个人真正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土地，没有一个人把积极劳动当作自己的事情。
我在儿童时期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顽固的单干户。到1980年代国家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慢慢过了十几年，有一次我回家乡时，母亲打开我们的粮食墩，说我们家当年收获了3000斤小麦，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10倍。母亲说，即使之后两年地里没有收获，我们家也有馒头吃了，单干很好。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当年被我们认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老怪物”单干户，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他那么早就认识到了人的本性，他知道人是自私的，他知道人在这样的劳动组合里不可能调动积极性，他认识到了个性的重要。我的小说里的这个人物单干户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进行了虚构，加了很多改造。我的小说一直讲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于是，所有农民都把这个单干户当作神。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蛙》。这部小说去年非常荣幸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些海外记者采访我，说我有胆量写敏感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挑战。他们对于这部小说可以出版而且获奖感到很惊讶。
我回答说，我没有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个重大、尖锐的问题来写，我构思这部小说也不是要挑战什么，我的出发点还是人。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姑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她就是我们那儿的第一个乡村妇科医生。我姑姑大力推广她的观念，很多产妇和儿童获得了生命，慢慢地，她有了很高的声誉。不过，在计划生育过程中，我姑姑要理性地给违规怀孕的妇女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她在接生的时候是幸福的，像天使一样；当她作为妇科医生给他人做流产时，内心非常痛苦，尽管她没有直接跟我说过，但我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痛苦。我姑姑的精神困境、内心矛盾，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内心矛盾。
一个作家没有完成文学写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就只能算是二流作家。
文学就要写人，当然，为了写人的需要，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事件。王安忆写的《长恨歌》就很好。很多台湾人来上海做生意的时候，会先买本《长恨歌》看一下。这部小说写出了上海的精髓和传统，读了这部小说，就可以了解上海这座城市乃至上海人独特的文化内涵。
我认为“写什么”的问题固然重要，“怎么写”也同样很重要。对于“怎么写”的问题，我过去很少看到。198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本介绍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书，对我们这一代作家很有启发和帮助。同样一个故事，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让不同的作家来讲述，来写作，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技巧和内容有时候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有纯粹的小说技巧，小说的技巧有时候会影响到小说的内容。
我今天讲了一些很陈旧、很古老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都是现实的、迫切的问题。我想，在当今多样化的时代，文学本身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现代小说的类型也非常多，有穿越小说、职场小说、情感小说等等。我觉得，不管写什么样的小说，最根本的是要写出人。如果小说里没有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那么，这部小说就不会成功。不管写什么，只要写出了在文化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典型人物，这部小说就是成功的。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他有阿Q，他有孔乙己；曹雪芹伟大在什么地方？他有贾宝玉和林黛玉。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作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写出了典型人物。有的作家可能写了几十部、几百部作品，依然是二流作家，他虽然写了一连串精彩的故事，但是，他没有完成文学写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