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从1944年动笔写长篇小说《围城》，经过两年的孤心造诣，终于在1946年完成著作，同年开始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进步期刊《文艺复兴》上连载。 书中钱先生对于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嬉笑怒骂，将知识分子的虚伪和庸俗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而其中钱先生对于女性自以为是的无情嘲笑，被许多学者所诟病。可是细读其文本，钱先生对于男性的权威也在此篇论文中作了解构。
关键词：《围城》；男性权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4-0-02
一、解构父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父权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强化。父亲家中的地位几乎是绝对的，永远的。在儒家的各类经典著作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歌颂，孔圣人也反复强调“三年无违于父之道”等，可是在“五四”之后，受到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影响，人们开始反对封建主义制度，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了，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他们也开始走下神坛，钱钟书先生就在此书描写了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父亲。
《围城》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依然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青年纷纷去国外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接受了国外开放的思想的同时，个人的意识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这些青年大部分摒弃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努力追求现代化的爱情自由，这样人子与维系家庭，有绝对权威的人父之间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矛盾。比如在《围城》一开始，就描写到方鸿渐看到自己的同学的谈恋爱，“想起自己的未婚妻却在高中只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对她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子写信给家里要求解约。”这段描写了留学在外的方鸿渐生活在年轻的群体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开始了对恋爱有了向往。虽然措辞委婉，却也大胆地提出退婚的要求，想要自己选择幸福，从而表达了年轻人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道”，方鸿渐的此次举动，挑战了父亲的绝对权威，理所当然地受到父亲的责备，于是方父写信痛骂道：“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遐，而又余闲照镜子耶？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惟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贱，吾不图汝莆礼膝下，已渝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与斯而极！当是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细思吾言，慎之切切。”方鸿渐看到父亲这样说，立刻回信表白心迹，委曲求全，为了不给父亲添负担，希望毕业之后再结婚。而父亲证明了自己的威严在不远千里之外仍然有威慑力，于是得意非凡。这场父子的较量中，仿佛是父亲占了上风，得到了全胜，可是在方父的回信中，不难看出，真正让方鸿渐退却的原因是方父威胁他不再给他寄生活费，而非方父他自己所感受到的父亲的威望可以远摄千里之外。可见如果说五四时期，父亲的权威还是威严神圣，牢不可破的，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儿子的斗争已经逐渐占到上峰了。
《围城》中的方父是一个小镇的乡绅，表面看来似乎依然拥有大家族中家长制的威严，只是威严对于自己家中没有很多文化的二媳妇和三媳妇还比较有震慑力，可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孙柔嘉，方父的威慑力仿佛就鞭长莫及了。他对孙柔嘉说：“我有句话要劝你，做事固然很好，不过夫妇俩同在外面做事，家无主，扫帚倒竖，乱七八糟，家庭就有名无实了，我不是顽固的人，我总觉得女人的责任是管家，现在要你们孝顺我，我没有这个梦想了，你们对你们的夫总要服侍得他们称心的，可惜我在此地是逃难的局面，房子挤得很，否则你可以跟你婆婆学学管家。”当着方父的面，孙柔嘉答应了，可是一回头，她就对方鸿渐说：“你父亲的话也说的离奇，我孙柔嘉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你们方家来当不付工钱的老妈子！哼，你们家也没有那么阔呢。”“在家享福谁不愿意？我并不喜欢出去做事呀！我问你，你赚多少钱一个月把我供在家里？还是你们方家有祖传的家当？你自己下半年的职业，八字还没一撇呢！我挣我的钱，还不好么？倒说风凉话！”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媳妇对于公公而言，一直是尊卑等级的终生服从关系，奉行的是以父为天的信念。可是五四之后，由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孙柔嘉开始思考，争取了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尽管方父是封建社会男性权威的维护者，他认为男人可以在外有事业，但是女性最好就还是在内持家，将自己的丈夫伺候的称心如意了，就是她的价值所在，而女性本身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最好是消弭自我来维护家庭的，可是战争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经济的匮乏，让封建的父权丧失了存在的土壤，父亲的话语不再是唯一的行为标准。
二、解构夫权
由于封建社会是男权社会，为了维护男性权益，对夫妻关系这样界定“夫妻关系中，丈夫控制支配妻子的权利，体现了剥削阶级和社会中男女在夫妻关系中地位的不同，在夫权统治下，夫妻之间是一种尊卑，主从关系，“夫为妻纲” 、“妻以夫为天”，丈夫可以纳妾，出妻，而妻子不得擅自出走，家庭财产只能由丈夫管理、处分，妻子使用须秉承夫意，婚后妇女必须随夫姓，或在本姓上冠以夫姓。”
可是五四之后，随着反封建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兴起，丈夫在家中的地位并不牢固了。由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个战争不断的年代，那时候，如何生存下去成为了人人考虑的主要的问题。知识分子们曾经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仅仅这样，他们也做不到，面对物质的匮乏，知识分子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抗，而且其内心的清高还往往看不起勾心斗角和人间丑恶。在《围城》中，方鸿渐这个留学的精英分子亦屡屡面临失业的危险。三闾大学中同事们拉帮结派，他想要独善其身，也不免遭到暗算和陷害。还是孙小姐在关键时刻通风报信，才使他不致早早被人解聘。 当方鸿渐从三闾大学辞职回到上海之后，他还懊悔，“在小乡镇的时候，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像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放大镜下放大了看的。”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经济来源的减少，方鸿渐内心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这直接影响了他在家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在接连的失业打击的中，曾经“千方百计”用尽心机嫁给他的孙柔嘉都气愤地说：“人家可怜你，你不要饭碗，饭碗不会发霉，好罢，你父亲会替你找出路，不过，靠老头子不稀奇，有本领自己找出路。”，“你是个Coward！Coward！Coward！我再也不要见你这个Coward！’”由于女性此时已经走出家庭，拥有一定的经济来源，随着女性人格的复苏，个性的高扬，她们开始公然的指责自己的丈夫。而男性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又不能使得他接受妻子的帮助。柔嘉此时的责问，无疑给了方鸿渐当头一棒，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事业上，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方鸿渐表现出了一定的孱弱性，作为新式人物的他，方鸿渐似乎有现代人追求男女平等自由的恋爱观，可是他的实际行动却再次暴露了男性的心理的羸弱。
在学业上，方鸿渐的学问做的一塌糊涂，“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仅仅为了遮羞，为了应付自己的父亲和对周经理有个交代而买了假文凭，这就与真正获得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就有了差距。对于苏小姐的主动追求，方鸿渐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甚至称为节节败退，连拒绝一个人勇气的都没有，“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气。他每次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说多了，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与孙小姐的交往，方鸿渐则恰似赵辛楣所描述的那样：“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亦是没有主见，没有心机，使得孙小姐处处占了先机。在书中方鸿渐似乎只钟情于“摩登文明社会里的稀罕物”——唐小姐。对于喜欢唐小姐的真正原因，在二人的交往中其实已经说明了，方鸿渐说“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唐小姐说：“你放心，女人全是傻的，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不多不少。”可见方鸿渐真正弃苏小姐而选择唐小姐是因为，方鸿渐内心依然有着大男子主义，可是对于需要买文凭的他在真博士苏小姐面前是无法真正建立起大男子主义的自信心的，所以他转向外表天真的唐小姐。正如他父亲所说的“嫁女必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这个想法，最终方鸿渐使得娶了婚前处处示弱的孙小姐。从中可以看到男性不是高高在上了，他们只会选择比自己能力低的女性作为配偶，从而实现自己在家中的绝对地位，重新夺得话语权。可是孙小姐在结婚后却变得很有主见，又使得方鸿渐这番打算也落空了。
结语
在中国三四十年代，家庭中的男权在一定时期内经历了弱化与消解：作为家里的权威的父亲和丈夫的控制性逐渐减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许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男女真正平等，可是逼得男性开始正视女性的存在，并且实现家庭份的新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围城》钱钟书
2、《法学大辞典》第一版第107页，邹喻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