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玉成沉浮录】温温玉成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找到周总理说:“温玉成是林彪死党,不要放过他!”      ――温玉成其人――      温玉成,江西兴国县人。1915年10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之家。7岁时,曾入学读过几年私塾,10岁因失去父亲,家贫无依,被迫辍学务农。
  1929年,年仅14岁的温玉成便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4月,温玉成参加了工农红军,两年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屡立战功。
  抗美援朝时,已是40军军长的温玉成率部与38军、39军作为首批入朝的部队,第一仗便取得了胜利。
  彭德怀司令员在第一次战役总结时如是评价40军:“首战两水洞,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毛主席决定,把10月25日118师在两水洞打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是40军的光荣。”自然,这亦是温玉成作为著名战将而引以为荣的又一战绩。
  1955年,年仅40岁的温玉成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奉调北京始末――
  
  1968年1月1日,曾在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这两上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此前,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但两人因工作、生活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导致失睦,相处得不甚融洽。
  当时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称他在广州和黄永胜处得紧张。林彪原本就对温玉成印象不错,他和叶帅商量后,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
  据其夫人宋琬明介绍,林彪在北京接见履新的温玉成时,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尤其是在东北民主联军创建之初,温玉成将一个架子团发展到拥有5200余人的3个团。四平保卫战后,7旅急需补充。当林彪得知温玉成手中有3个团后,便让他抽调1500余人补充7旅。温玉成毫不犹豫地服从了。事后林彪常常谈及这件事,称赞温玉成党性原则强,执行命令坚决。
  温玉成的识大体,顾大局,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8年3月24日,震惊中外的“文革”另一件大事发生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而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这便是著名的“杨余傅事件”。
  温玉成浑然不觉,命运之手为他豁然洞开了另一道门。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神情沉郁的毛主席。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便问候道:“主席好。”
  毛主席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盖脸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以卫戍区去,”毛主席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始料不及,就这样,他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和“杨余傅”事件的受害战友一样,迎来了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
  在这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温玉成置身军界的权力高峰,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协助周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
  二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
  三是协助谢富治管理军队的“样板团”。
  对于他的工作,其遗孀朱琬明列举了两件事,佐证温玉成在工作中尴尴尬尬,艰难生存,被江青、谢富治迫害。
  当时,文艺团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的一些军队干部换走了。
  刘庆棠一舞青云,凭借饰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而名噪一时,升任文化部长,并得江青宠爱。恃宠而骄的刘庆棠立即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总理,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为顾全大局,一贯忍辱负重的周总理只得将温玉成和谢富治找去,劝道:“你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同志写个检讨吧!”
  不料,主管样板团的谢富治却耍了个花招。他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这样吧,我事多,工作忙,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但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是了犹未了。温玉成写好检讨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中之列,而是在行文的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而且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在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夹缝中生存的温玉成感觉到工作愈来愈难以适应,往往费力不讨好,左右为难。
  一次,温玉成正在总参开会,突然接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令他速去天桥剧扬,江青有事找他。温玉成火急火燎赶去,江青因为电话不通直冲他发火,“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样对待革命样板戏的?”
  温玉成照实回答说,因为这里不是部队,不便装电话。江青却不依不饶地说:“你,马上给我装,听到没有?”
  但是,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泄了密谁负责?”叶群更是威胁说:“你装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温玉成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那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解决这个问题。”
  军委办事组依然不同意,邱会作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
  事情未能办妥,江青迁怒于温玉成,把他看做是对方那条线的。殊不知,温玉成在那条线也不得宠。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黄永胜的秘书深夜闯进来,声称“有封信必须面交温副总长。”温玉成接过信一看,里面除反映黄永胜和叶群有不正当关系外,还有黄永胜、叶群等谩骂江青的内容。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秘书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思来想去,温玉成只得锁在抽屉里,直到半年后,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
  投鼠忌器。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除将这名秘书关押在广州外,对温玉成筇右晓信中内容也如骨鲠在喉。“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周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
  
  ――调任成才的幽禁岁月――
  
  1970年6月2日,温玉成被林彪单独召见,临去之时,他以为是谈工作。殊不知,走入林办,一向简洁明了、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才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
  6月4日,温玉成带着秘书、警卫及家人悄然飞抵成都。成都军区仅派出职位、军阶低得多的管理局局长前往机场迎接。
  事后披露,黄永胜早已电令成都:“温玉成在北京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让他负责重要事情。”果然,温玉成虽为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实际上仅仅带领机关组织过几次拉练而已。
  1971年10月28日夜,温玉成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不但被解除了第一副司令职务,而且被秘密关押起来。
  接着,温玉在的夫人宋琬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宋琬明只得带着四个儿女住进成才军区某招待所,搬家那天,她起早贪黑,用一架大板车独自一人将家付拉出首长院,没有任何人上前帮助一下。两个女儿想参军入伍,却得不到应允,只能选择下乡当知青,但大多数地方不敢接受。所幸,江苏常州没有忘记“沙家浜”的温旅长,当地老百姓讲,“温玉成在我们常州打过小日本,她女儿要来当知青,我们欢迎。”与此同时,温玉成的侄子在第四军医大学临近毕业,因受牵连,被开除军籍,遣送回家,小伙子郁愤难平,回乡不久,便在兴国老家服毒自尽。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这天,成都军区根据中央通知,将无端关押了6年的温玉成释放。
  
  ――黄克诚出面干预,最终有了说法――
  
  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复原职。
  但是,温玉成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从北京调任成都,无端关押6年,始终没有一个说法,而且这一拖又是一个8年。
  其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所幸,拨乱反正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委纪委书记。这时,他虽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的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
  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结论无依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1983年秋,温玉成携夫人宋琬明,原39军军长吴信泉夫妇,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夫妇,共同来到黄克诚住地。三人都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功臣,也是“文革”中受林彪问题牵连者。
  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三人相继汇报了“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最后都表达出其不意个意思,平反昭雪,请组织上给一个结论。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黄克诚大将禀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重重阻力,使三人悬而不决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温玉成被恢复了大军区副职待遇。
  (摘自《记者写天下》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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