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哲先生是一位散文作家，同时又是一位研究鲁迅的学者，这种一身兼二任的情况，使我们在审视和评价他的散文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多了一个视角，这就是：学术研究给散文文本带来了什么？在这方面，窃以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拈出一议：
第一， 学术研究丰富了文哲散文的精神资源。现代学术研究常常以思想的阐扬和观念
的梳理为主要内容。鲁迅研究作为现代人对一代文豪的学术观照，更是离不开对其精神财富的发掘与总结。文哲长期研究鲁迅的教育和美育思想，这使他在无形中走近了鲁迅，了解了鲁迅，进而认同了鲁迅。换句话说，文哲因为虔诚而执著的研究鲁迅，所以不知不觉地拿来了鲁迅的某些思想观念、价值尺度乃至社会立场。这一切反映到作家的散文创作中，便形成了一种与鲁迅一脉相承的精神取向。譬如《分量》、《座次》、《场面》、《中隐》等篇，从作家特有的官场生活经验出发，以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严肃抨击了一系列常常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人性劣根与社会病象，深入揭示了这劣根与病象所蛰伏的弊端和恶果，其锋芒所向令人联想起鲁迅当年有关国民性的批判。《永远的悔》、《罪衍》二文，是作家从记忆长河里捧出的浪花。这当中固然包含了特定时代的场景与气氛，但更为重要的却分明是渗透了“我”的自责与自省，它使我们看到了作家人格的坦荡和灵魂的赤诚；同时也感受到了鲁迅自我解剖精神的当代承传。而在《双胞胎》、《父与子》、《骄傲的“大花猫”》、《我和三个女儿》等作品中，作家所写尽管均为家庭人伦，儿女情长，但笔墨所至并不琐屑、庸俗，而是自觉注入了民族未来和新人成长的大背景，这时，两代人的对话便倒映出鲁迅“立人”的遗泽。应当承认，这样写成的作品是富有心灵启示性和精神厚重感的。
第二， 学术研究拓展了文哲散文的思索空间。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抑或文学史上，
鲁迅都是一座山、一片海。他的这种渊赡博大决定了一切试图走进其精神和艺术世界的研究者，都必须尽可能地充实自己的知识学养，开阔自己的精神视野，力求以更为丰富和强大的主体世界与鲁迅对话。文哲自不例外，他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扩充、提升与解放。而此种相对自由和强健的主体一旦写起散文，遂顺理成章地呈现出一种当下散文创作中并不多见的沉思与询问，质疑与忧患。请读读那些题为《谈人生》、《谈人格》、《谈文化》、《谈文人》、《谈鲁迅》、《谈文学艺术》、《谈散文写作》的杂感类作品吧。它们或采撷人物命运纵横捭阖，或抓住社会现象鞭辟入里，或选择敏感问题独抒己见，或针对流行说法拨乱反正，或立足日常生活经验烛幽发微，或遨游文化知识海洋领异标新，而无论哪一种言说方式，都贯串着一种冲破束缚，挣脱禁锢，大胆探索，求真求是的基本精神向度，都体现着作家拥有的自由高蹈，与时俱进的心态与姿态。显然，诸如此类饱含着内在生机与活力的散文作品，出现在一位早已进入桑榆之年且有着较长时间官员生活经历的老作家笔下，是相当难能可贵的。透过这些篇章，我们不仅观赏到一位富有正义和良知的老知识分子的精神天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领略了他所属的整整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其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第三， 学术研究强化了文哲散文的审美尺度。从事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贵在做出科
学的判断与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便是：广泛的作品阅读和充分的鉴赏实践，正所谓：“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刘勰《文心雕龙》）。文哲显然深明此理。为了真正走近鲁迅，他不仅反复研读鲁迅的作品，而且还将浏览的目光扩大到了古今中外的文学界乃至社科领域，以便进行参照比较。正是这样的博览泛读，培育了文哲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散文创作，并转化为一种清醒自觉的审美尺度。于是，我们看到，作家为文不仅恪守着一贯的、稳定的风格追求，如真切、质朴、沉静、庄重等等，努力让作品保持一种返璞归真、尽洗铅华的格调；而且在评价文坛现象和他人作品时，亦每每显得切中肯綮而又别具只眼。关于这点，我们只要读读《读后说萧乾》、《到底是怎样一部书》等文，以及作家谈论王充闾、周国平、雷达、梁晓声、周同宾散文的文字，即可有较深的体会和认识。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标准明确，取法乎上的审美意识，为文哲散文增色不小。
第四， 学术研究增添了文哲散文的知性力量。我们常说，学术研究主要凭借逻辑思维，文学创作更多依靠艺术形象，这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是对的，但移之于特殊对象，则有得并不尽然。譬如，散文作为文学家族中最具有主体性和内倾性的一种样式，它光有形象乃至感情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要议论，需要思考，需要一种理性的力量。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好的散文作品应当是感性与知性的嫁接与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散文写作与论文写作有着更多的相通之处。近年来，学者散文颇为兴盛，其深层的原因庶几就在这里。而文哲的散文似乎也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具体来说便是，作家将自己在鲁迅研究中形成的逻辑思维的能力，注入了散文创作，进而呈显为一种知性的存在。譬如，我们读文哲的散文，无论是忆旧式的“逝水流年”，抑或是游记体的“步履行踪”，殆皆能够发现一种思辨的光彩在跃动、在闪烁，贻人以启示和美感。即使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岁月亲情”，这种思辨的光彩依旧存在，只是同一片温馨之情交织在了一起。至于那些杂文式、议论式的文字，更是把思辨的魅力发挥得相当充分，让人体尝到智性与知性之美。宋人严羽有言：“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也。”（《沧浪诗话》）窃以为，这段论诗的名言，是很可以借来说明文哲散文的某种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