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被生活撞了一下腰
谁没有被生活撞过腰？被撞得最狠的还属电影《无名之辈》里的马嘉旗（任素汐饰）。她的哥哥马先勇（陈建斌饰）开车带着她和她的嫂子走在路上时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两人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变。马嘉旗成了高位截瘫的残疾人，生活不仅仅撞了她的腰，还带走了她脖子以下的知觉。电影里的马嘉旗出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时，那间屋子显得格外空—灰灰的色调下，房间里的一切都死气沉沉。抢了手机店走投无路的两个小毛贼突然闯入她的房间，让她静如死水的生活有了一点生机—至少有人可以陪她说话。
电影中户外的戏份被挪移到室内后，导演饶晓志应该乐了一下—室内的固定空间，不就是他所熟悉的话剧舞台吗？演员的对话变得歇斯底里，戏剧冲突靠对话和简单的肢体动作来完成—这些都是话剧表演所常用的。而当戏剧冲突的双方终于尊严扫地时，他们竟然被组合成了一个温馨的集体：高位截瘫的马嘉旗被两个小毛贼抬到了屋顶，在一次次可笑的尝试之后留下了自己想要的照片。电影中的屋顶，往往是人物做决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开始改变自己，准备采取行动，在人群中走出自己的模样，哪怕这样的举动依然有被人嘲笑的可能。
在生活中被人讽刺和嘲笑的不仅仅是那几个人，也包括许许多多像我们一样的无名之辈。电影为了向我们展示生活的荒诞，让每一个小人物都走向了扭曲的生活之路：两位毛贼的江湖老大梦在一堆手机模型中渐渐熄灭;一位寻枪的中年男人得到的竟然是一把玩具水枪;一位中学生引以为豪的父亲迟迟无法交出孩子的学费，在老师的鄙视中没了尊严;一场骚乱中被射中的恰恰是一位带着微笑面具、咽着苦水的人。电影中小人物的不幸和无奈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而维持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小毛贼的愿望是成名之后娶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乡下过田园牧歌式的日子;一位被债主追得到处跑的中年男人面对情感不再遮遮掩掩，决定为他的情人负起责任;一位因一场车祸沮丧到极点的男人隔着门和因他的过错变成高位截瘫的妹妹痛聊之后，流下了释然的泪水。有了朴实的情感支撑，电影中那些滑稽可笑的小人物变得有血有肉且可爱，他们各种各样的生存模式，甚至他们的小狡猾也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被生活撞坏的腰，还得靠生活治愈。《无名之辈》里的那些小人物，报团取暖走到了生活相对安全的转弯处。
包裹着苦涩与无奈的棒棒糖
有一种喜剧，可以用夸张的方式让你从头笑到尾，如果它的呈现方式足够高级，就会形成远离现实生活的艺术世界。另一种喜剧作品，紧贴着地面，喜剧只是它的外壳，观众揭开喜剧的外壳，才能看到真正的内核，这种喜剧的内核往往是令人无法躲避的悲剧。《无名之辈》选择了第二种呈现方式。电影的开头，当我们看到两个毛贼拿出自己的战利品时，甚至有一点嫉妒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的成功。而当他们以为是手机的战利品变成一個个模型时，影院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笑声过后，影院里突然变得很安静。那一刻，大家都知道了《无名之辈》的目的不是博我们一笑，而是向我们展示滑稽背后令人心酸的艰辛。
在影院里，我们笑的是银幕上的两个毛贼，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成为他人和自己嘲笑的对象。通过《无名之辈》里的闹剧，我们竟然看到了自己。
电影中毛贼的愿望是，如果抢劫分到10万块，7万块用来装修，2万块用来结婚，剩下的1万全部给女朋友买棒棒糖。这是那些芸芸众生最甜蜜而简单的愿望。《无名之辈》更愿意让我们看到包裹在糖纸里面的棒棒糖，它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甜蜜，其中包含着苦涩之味。马嘉旗在异性面前小便失禁时饱尝了这样的苦涩，马先勇在女儿扇来的巴掌里饱尝了这样的苦涩，两位毛贼在抢劫无果后饱尝了这样的苦涩。这样的苦涩拥有穿过虚伪或暂时的甜蜜，直指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让它有别于都市轻喜剧，拥有了可靠的现实意义。
电影过去五分之四，当我们暗暗感叹银幕里生活的无奈时，一群为了义气愿意和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抗衡的中学生让我为之动容—这当然也是悲剧的力量。他们不甘于自己是“无名之辈”，决定为自己的行为代言。那是一种群体的力量，因为出现在一群年轻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也更愿意相信那是来自未来的力量。《无名之辈》进行到这里，至少给那些小人物指出走出困境的某种途径—依靠自己，相信道义，勇敢向前。
作家曹文轩说，文学作品感动人的往往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这也适用于评价一部电影作品。《无名之辈》里小人物的悲惨，小人物的幸福，都给我们力量—道义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它使小人物们如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纤夫那样，虽然已被生活逼迫得奄奄一息，但还是在不停地向前走。
喜欢《无名之辈》的最后一幕：夜空中礼花绽放时，山城里的大街上小人物们乱糟糟地忙成了一团。他们无暇顾及高高的夜幕中绽放的美丽，他们的忙乱是为了卑微的生存和贴近地面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