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争对明末清初传奇的影响
摘 要：明末清初剧坛受晚明党争影响而在传奇创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的新变，产生了一大批专门反映党争事件和人物的传奇剧作，《清忠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传奇作品受到党争的影响，在作品的取材、艺术特色和审美风格等方面同以往的传奇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关键词：传奇;党争;明末清初;清忠谱
中图分类号： I207.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2-0057-06
党争频繁是明代政治的重要特点，自夏言与严嵩争权开始，明中期以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各朋党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就从未停息，尤其是发端于万历年间的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的斗争及其日后引发的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更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影响甚至波及到了之前极少涉及时局政治的戏剧创作中。本文以《清忠谱》为例，仅从剧本的取材、剧本的艺术特色和剧本的审美风格分析晚明党争对明末传奇产生的影响。
一、对传奇取材的影响
晚明党争对传奇剧本创作的首要影响体现在传奇取材上，即取材由关注历史转变为关注时局;由关注爱情转变为关注政治。明清传奇作品取材大部分来自于历史演义、神话传说和唐传奇故事，且内容多以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为主，极少涉及时局和政治话题。但明末清初十几年间传奇创作却出现了“时事剧”的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其内容选取政坛上刚刚发生不久的时事政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晚明党争有着密切关系。
（一）由历史转向时事
明末传奇受党争影响产生的变化体现在取材方面，首先即为取材视角由历史故事转向发生不久的时事。明传奇之取材绝大多数来自于明代之前所产生的故事，如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取材于唐传奇;李开先《宝剑记》取材于宋代说水浒话本;梁辰鱼《浣纱记》取材于东汉所著的《吴越春秋》等，但传奇剧在明末却受党争影响出现了专写时事的特殊传奇“时事剧”。“时事剧”是兴盛于明末清初的独特传奇类型，是指那些把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较短的时间段创作并搬演的传奇作品，主要包括三种取材：“第一类以反阉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第二类以农民起义和市民为题材的时事剧，第三类以清军入侵等民族矛盾为题材的时事剧”[1]。其中反映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党争时事传奇占比最多，影响最大。仅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中就收录《秦宫镜》《冰山记》《磨忠记》《孤忠记》《请剑记》等十四种，此外还有《喜逢春》《清忠谱》等未被收入的党争时事传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成书于崇祯初年魏忠贤倒台后，取材范围则集中在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旧事，传奇创作与党争事件之间相隔仅有几年甚至不到一年，吴伟业认为，李玉的《清忠谱》是党争传奇中“最晚出者”。《清忠谱》创作于明末清初，那么自然其他作品在明末之前就已经创作完成。可见这一时期在党争影响下传奇具有取材时事的倾向。明代以传奇反映时事不乏前例，如《鸣凤记》就是创作于嘉靖时期反映杨继盛等人与严嵩斗争的时事，但如明末这般“井喷式”的大量创作取材于时事的传奇在明代还属首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晚明党争密切相关。
首先，晚明党争具有前代党争不曾具有的巨大规模与影响，而这种影响又相当强烈地波及了下层文人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嘉靖时期的夏言严嵩党争，还是万历时期的张居正与齐、楚、浙三党的党争，其主要人员大都集中于朝堂重臣，影响范围也很难到达普通文人和基层百姓之间，朝堂党争对于百姓而言几乎毫无关系，传奇作为主要面向基层大众的艺术形式，自然也就不会有太多剧作家创作这一题材的戏剧作品，如夏言严嵩党争仅有一部《鸣凤记》加以反映。但晚明的东林—阉党党争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仅阉党编纂的东林要员名单《东林点将录》就包括一百零八人，而其他在朝和在野的东林、阉党成员超过千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基层群众和普通文人日常可以接触到的卸任官员或普通士人。这次党争更决定了明朝的国运，其影响甚至弥漫南明，《桃花扇》中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仍见其遗踪。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晚明党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剧作家“贵古薄今”的思想观念，同为儒家子弟的东林党人的不幸遭遇，“异类”魏忠贤的得势掌权和之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更引发了剧作家的强烈同情与切齿痛恨，并产生了干预现实的使命感。总之，晚明党争同之前的政治斗争不同，它深刻地影响了晚明及明末的基层群众和平民剧作家，如《清忠谱》中为魏忠贤造生祠一事就成为了苏州普通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晚明党争的巨大影响和规模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基层群众长期以来具有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对时局漠不关心的思想观念，这就为剧作家创作传奇取材于党争时事奠定了基础。
其次，相当一部分东林党人出身东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如东林党开山鼻祖顾宪成即为江苏无锡人，“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涟是安徽桐城人，高攀龙、顾大章、魏大中等东林党魁也均出自江浙一带，东南在野的东林党士绅更是数目极多，如《清忠谱》主人公周顺昌本人就是苏州乡宦。因此东林党人在东南各省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甚至连江南儿童也受其影响：“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萎顿，曰：‘需自幼练钢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2]而东南各省恰恰是明末戏剧创作的中心地区之一，“南方籍作家又主要集中在繁荣富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江南地区”[3]。如苏州派作家就活跃于此地，为创作时事传奇提供了强大的作家团体。这些东林党人发生不久的故事容易在这些地方获得踪迹和亲友的印证，更容易引起同为乡党的百姓关注，也自然刺激了这一地带反映党争时事的传奇创作。
（二）由爱情转向政治
晚明党争对明末传奇取材方面的另一影响在于，取材由关注爱情故事为主转向关注政治斗争为主。李渔在《怜香伴》序中写道：“传奇十部九相思，道是情痴尚未痴”，深刻地揭示了明代传奇绝大多数都取材于爱情题材这一事實。但明末十几年间却产生了大量以取材政治斗争为主的传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同样与党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晚明党争使得明后期文网进一步宽松。中国封建社会对文学艺术的控制程度往往与政局的稳定程度成反比，即政局越稳定，中央集权越高效，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力也就越强。故明代初期曾屡次颁布法令限制传奇和杂剧的取材：“乞敕下法司……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一时拿送法司究治”[4]。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明代早期传奇作家自然不敢在传奇作品中反映政局风波。但晚明由于党争频发导致政局混乱，东林党和阉党都忙于党同伐异和争夺权力，对思想、文学等领域的掌控相较明初松弛许多。在这种文网渐松的情况下，剧作家取材政治斗争，反映政治事件也不再是抄家灭门的重罪;特别是阉党覆灭后，取材党争时事，歌颂东林气节和皇帝铲除阉党举措英明的政治传奇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掌权者希望看到的传奇类型，故明末如《清忠谱》《喜逢春》一类纯粹反映政治的传奇得以大量出现。事实上，在明清戏曲史中这种状况本就昙花一现，当清初政局再度恢复稳定，清王朝通过文字狱等举措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再度严密后，传奇创作很快又回到了取材爱情故事的旧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