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一些在成都居住过的老朋友，成都最大的特色是甚么? 这些朋友几乎众口一腔：要说啥是最大特色，就只有摆龙门阵�! 观朋友的表情，听朋友的语气，可以领略到一种乡土文化的深厚感情。但作为世居南粤的“蛮子”，又旅居北美多年，虽然对中原人“胡搅蛮缠”的习惯用语，极难接受，而对同属南方大同乡的摆龙门阵，仍然无法领会那种血肉相连的文化内涵和特质。直到去年秋天，枫叶开始泛红之际，才有机会作一次天府之游。
我记得北美《世界日报》的大陆新闻版，有类似的报导。如果数字属实，成都恐怕是全国拥有茶馆最多的城市了。这也难怪，成都地处大平原中心，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水充沛，人民又勤奋聪明，两千年前就建成了极富智慧设计头脑的都江堰，合理调节水量，适当控制旱涝，直到现在，这一先人建造的水利工程，仍然发挥着灌溉农田的良好作用，即便大灾之年，成都平原仍然洋溢着农作物丰收的喜悦。因此，俗话不俗，才有“蜀中熟，天下足”的农谚流传。
成都及周围大盆地，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虽然地处长江上游，山峦峻岭环绕，无沦从哪个方向进入成都，决不是容易的事，唐朝诗仙李白名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足以令人望文生畏。但生活在这里的蜀人，却得天独厚，饮食起居，并不输给长江三角洲的越人，和珠江三角洲的粤人。就饮茶而言，越地、粤地与蜀地，可并称全国三大“茶乡”。茶文化的兴旺，有赖于民间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调。如果“斗争”那根弦拧得太紧，茶馆里的墙上总刷上“只准坦白交代，不准乱说乱动”，或“莫谈国事”一类标语，别说摆龙门阵，喝着茶水，恐怕也和水鬼尿差不多。
我是粤人，饮茶自不在话下，又因为在“动乱期间”，被贬下山野，当了好些年侍弄茶园的杂工，采茶、炒茶、泡茶、饮茶，乃至除虫、剪枝、硼巴、培土，无不经手，记忆犹新。既然来到成都，哪有不饮茶之理?我们光顾过设在文殊院内的大型茶馆，几百张茶桌，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才等到座位，要了一壶“峨眉毛峰”，还欣赏了长嘴铜壶注水入茶碗的特技。茶客们摆龙门阵，异常热烈，嗡嗡之声，腾空而起，虽听不清摆些甚么，感受那气氛，却与广州茶楼桐去不远。若论茶馆供应的点心花式，尚嫌单凋粗糙。
我们也参观过老城区宽巷子街最小的一家茶馆，只在门前摆放一张木桌子，四张椅子，就做起生意来。别看小茶馆不起眼，姓宋的老板，却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位诗人兼书法家。宋老板平日常做诗自娱，逢年过节，常常义务为邻里挥笔写楹联。他的一手字很不一般，源于“柳”又有别于“柳”，自称“瘦柳”，丰满中可见铁划银勾的韵味：楹联又常出新意。他隔壁那家民居门上，正贴着他的手笔，左联是“小巷破败谁知道”，右联是“百姓辛酸映墙头”。如果说，在铺天盖地的正式出版物上，人们极难听到百姓真实的声音，而成都的楹联，却悄悄传达出民间出版物不同凡响的消息。
小茶馆所在地的宽巷子街，满清时是八旗兵的眷村区，营房宅院早已破败不堪，有的已成为瓦砾场。据说“大炼钢铁”那时候，居民都有定额，自己家的铁锅铜盆都砸了还不够数，就想起八旗兵的老营房，可能遗留有刀枪铁器，拆墙揭瓦，掘地三尺，只找到几枚“光绪铜钱”。忽见一家挂有“八旗茶苑”招牌的小茶馆，门庭深锁，杂草萋萋，恐怕已“关门大吉”多时了。
成都茶馆像个爱睡懒觉的婆娘，在被窝里打哈欠伸懒腰，外面的世界已经五光十色了，才急急忙忙起来梳妆打扮，因而未免略嫌潦草粗糙。为招揽外地游客欣赏老茶馆风貌，政府有关部门特地开张一家观茶馆。我不明白这个“观”字的意思，等我们进了茶馆，才知道既有茶水供应，又有各式小食，像龙抄手、钟水饺、张凉粉、陈麻婆、三大炮等可供一尝，还有一座大戏台，专演川剧变脸、吐火、皮金滚灯等绝技。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就地�一位按摩师傅，帮你松松筋骨兼掏掏耳朵，每人付费人民币5吭，决无二价。
导游把参观杜甫草堂安排在最后，自有他的盘算，只是，我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致。我坦诚地告诉导游，这不是杜甫的错，主要还是我自己的错。导游摸不着头脑，说，如果方便，恳切要求把其中原委点明。
我说，干错万错，错在我当年不该阅读郭沫若的一本书《李白与杜甫》。郭沫若是四川人，导游当然知道，但《李白与杜甫》他没有读过，就更想知道其中一些原委。我呢，也趁机摆了一下龙门阵。我说，杜甫有一首与成都草堂有关的七言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导游点点头，表示他读过这首诗。我继续说，郭氏在分析这首诗时，竟然将杜南划定为“地主分子”。他的根据有二：一、大屋竟有“三重茅”，这种三重茅大屋，冬暖夏凉，是地主才能享受得起的住宅；二、指责公然抱茅而去的村童为盗贼，俨然一副地主分子的凶恶嘴脸。
听到这里，导游忍不住说，放屁!我住过茅屋，没有三重茅会漏雨。仅仅这一点，足以证明这个四川文人，的的确确无状!
导游都这么说了，我还需要再说甚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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