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在这座小城最繁华的中山路某幢洋楼里，共和国成立之后厦门的一份文学刊物借《厦门日报》的版地诞生了，在离中山路不远本市最长的一条街厦禾路的某幢老屋我诞生了，那份刊物被起名为《厦门文艺》；父亲为我起名“谢春池”。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情，两个毫不相干的物与人，两个毫不相干的名字，在各自面前展开两种毫不相干的道路和命运，唯一一样的是它和他或他和它同龄。
这似乎也是一种命定。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事情两个毫不相干的物与人这两个毫不相干的名字在经历了27年各自不同的道路和命运之后，仿佛很必然地联结起来；又度过12年的岁月，竟然融合为一体。即使9年之后，由于某种原故我走出它的空间，然而，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已无法从它最辉煌的20世纪90年代的岁月中剥离。如今，它50周岁，我也50周岁，它许多年前更名为《厦门文学》，我也有了自己的笔名，如“湖洋”、“夏禾”等。在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2月，我和它共同生日的这个月，该写一篇文章做个纪念。
读1999年7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厦门文化艺术志》，有关《厦门文学》的前身《厦门文艺》的寥寥数行记述，不知为什么漏掉1979年之前那几年的史料，编纂者70年代也在厦门生活工作，不知何故不着一字。我正是在70年代后期结识了《厦门文艺》。我从70年代初开始在《福建日报》、《福建文艺》发表诗歌散文，自然引起故乡文坛注目，而当故乡复办《厦门文艺》自然也吸引我，于是向它投稿。回厦门探亲时，1989年6月，唐敏因故而从厦门文学杂志社辞去公职，编辑部有了进人的名额，陈元麟急着调我。此前多年，元麟已多次对我谈起调回的事，那时我并不感兴趣，屡屡婉言谢绝，此次元麟又很迫切地提起，我又一次婉言谢绝。原因很简单，我在华侨大学的工作与生活都很悠哉，若到《厦门文学》去，我自然全身投入，“幸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还，况且我会弄得很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判断之正确)。元麟说服我：你应该为厦门的文艺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答：你们贡献就够了，我不是非得这样做的。最后元麟说了至关重要一句话：《厦门文学》要办好，就需要你这样的编辑，就当作帮我吧。话说到这步田地，再推辞我就不够朋友，不够意思，于是答应。很快，陈元麟和厦门市委宣传部人事处负责人于浩就到华大来审查我的档案，从我同意到调入，仅用了28天的时间。7月，我成了《厦门文学》的一名编辑。调《厦门文学》至我不再为刊物编稿的9年间，我在《厦门文学》还发了一些作品，重要的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才溪世纪梦》(1993年10月号)，中篇报告文学《躁动的圣地)(1995年5月号)、《复活春天》(1996年4月号)，中篇小说《谁为我们祝福》(1995年10月号)，散文《崇拜家园》(1992年7月号)、《又见红炭山，又见红炭山》(1996年6月号)，诗歌《南京秋雨》(1990年5月号)、《谢春池叙事》(1995年4月号)，以及评论《福建散文艺术诌论》(1990年7月号)、《“闽南作家群”简论》(1991年3月号)、《为新潮诗和新潮诗人一辩》(1998年3月号)等。当然，我的心思和精力主要用在刊物的策划和编辑中，我很幸运，我心血注入的是《厦门文学》迄今最为辉煌的20世纪90年代的岁月中。回顾那过去了的编辑生涯，多少甜酸苦辣自在不言中，编辑部的是是非非以及许多矛盾冲突与和谐合力，留待以后适合的时候再作记述，作为《厦门文学》同龄人，我想说的是当一个编辑像做自己的事那样为他的刊物做事，那么，他绝不仅“为他人做嫁衣裳”，同时，也为自己做“嫁衣裳”。
1989年的《厦门文学》虽然还不及《福建文学》办得好，但本省地市级文学刊物已没有哪一家可与之匹敌，它的负责人并不就此满足，而是企望有进一步的提高。正基于这一个共识，他们把我调来，我也最终来了。我的很多办刊思路和主编陈元麟完全一致，和副主编张力也基本一致。正因为有了元麟的支持和张力的赞同，我最初的一些方案才会变为现实。只要看一看1989年10月号以前的《厦门文学》就可以知道和大多数文学刊物一样，《厦门文学》也发评论，但数量少，只把它作为一个陪衬的品种搭配。我一介入编务，就极力把评论推到其应有的位置，当然，这也是主编陈元麟的本意。1990年起，评论就成为刊物的重头戏，由我主持的评论从此成了《厦门文学》20世纪90年代的最大特色。其栏目突出，篇幅不小，甚至作为头题发过，这在全国文学期刊中也不多见。在海内外影响甚大的“闽派”评论家成为刊物的重要撰稿人，专为他们而设的栏目“闽海评论界”也因此名闻遐迩。《厦门文学》的评论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辐射面广的态势，不仅有地域性，还有全国性；不仅有当代性，还有文献性；不仅有学术性，还有可读性；不仅论及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还对本地区乃至全省的文学发展进行讨论；不仅关注某些重大问题，还不忽略本刊有特点的短小作品；不仅邀专家撰文，还请读者参与。1990年2月号，推出新栏目“新作短评”，3月号，推出新栏目“闽海评论界”，7月号，发起“关于福建文学创作的讨论”(持续到1991年3月号)，9月号，推出新栏目“闽南中青年作家评介”。1991年3月号发起“闽南作家群”笔谈(至7月号结束)。1993年，4月号集作品、创作谈、印象记或评论为一体的栏目“文学金三角”改成“闽南作家群”。1996年，4月号，推出新栏目“当代青年评论家”，5月号，“闽南中青年作家评介”栏目改为“闽南闽西中青年作家评介”。1997年，1月号，再将“闽南闽西中青年作家评介”栏目改为“福建当代作家评介”。1998年，1月号，发起“走向新世纪中国诗歌大讨论”。《厦门文学》的评论充分体现在刊物上，还于刊物之外，有不少表现。以我为主策划并组织了1990年12月的“海迪杨少衡青禾作品讨论会”(漳州)和“张力阎欣宁作品讨论会”(厦门)、1992年4月的“《鼓浪世界》、《喷薄欲出》、《极限》讨论会”(厦门)、1993年2月“赖妙宽何也今声小说创作讨论会”(漳州)、1993年11月的“《才溪世纪梦》讨论会”(上杭)、1994年12月的“王伟伟散文作品讨论会”(厦门)，1995年11月的“老三届・知青文学研讨会”(厦门)、1997年7月的“李弘小说作品讨论会”(厦门)；我参与策划的有1991年6月的“《小说月报》《厦门文学》特区题材小说研讨会”(厦门)、10月的“第二届中国经济特区文学笔会暨研讨会”(厦门)、1997年5月的“红土地文学丛书研讨会”(龙岩)。
闽南片的来稿和作者一直由我负责，20世纪90年代《厦门文学》呈现了非常浓郁的闽南色彩。1989年11-12月的闽南作家专号乃为我提议，一拍即合，原来元麟亦有类似的设想，不过他担心稿件不够，我自讨任务，一人独筹泉州片稿件，厦漳两地由其他编辑征集。这期专号不可小视，它称得上是《厦门文学》成为闽南作家自己的文学园地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一直到我停编的9年里，我共编发闽南作家(者)的专号6期、专辑28辑，其中厦门作家(者)的专号3期、专辑9辑，超630篇，共推出作者302人。我负责闽南片，在编发闽南作者来稿的同时，拨出时间前往泉州、惠安、晋江、石狮、南安、永春、漳州、龙海、平和、南靖、云霄、诏安。我到这些地方开讲座，组稿，办笔会，或应邀参加当地的文学活动，和许许多多老中青作者成了朋友。对于有潜力的作者我自然特别关注，女作者王莹小说创作颇有特色，1991年底她在创作关于台商投资题材的系列小说，我为此到她任教的杏林中学探访她，她告知，我是第二个来到她这里的编辑。1990年底，同安第二中学青年教师林碰狮寄来一篇题为《绝招》的短篇小说，读后觉得不错，但必须有所改动，为了赶在计划中的专辑发出，我赶到同安马巷他所任教的中学找他谈稿子的修改，当了一回不速之客。《厦门文学》与闽南作者的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最突显的是，厦门本土一些原先较少或几乎没有在《厦门文学》发表文章的重要作家和评论家，如俞兆平、朱水涌、应锦襄、林丹娅、洪泓等，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成为《厦门文学》办刊最有力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由于闽南广大作者以及许多朋友的支持，我们开展了许多文学活动。比较成功的有1990年的晋江笔会和1991年的石狮笔会，最有影响的当推1992年在泉州举行的“闽南青年作家新春恳谈会”。而1992年热热闹闹成立的厦门文学杂志社驻石狮办事处最终却因故半途而废。以闽南为重点，显示了良好效果，不过，我自始就重视闽西。调入编辑部的第二个月，我就策划组织厦门知青作家采访团重返一次闽西，我的主意与元麟不谋而合，而张力也极赞成。于是，1990年8月底，我们一行回到当年插队的县乡，这也重开了两地作家的联谊。第二年元宵节前，闽西作家采访团来厦回访。我和张惟先生元麟兄三位策划组织者把这两次活动定为“首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这两次活动的直接成果就是为建党70周年《厦门文学》推出由厦门知青作家专辑和闽西作家专辑合成的1991年5月的“蓝海洋红土地专号”，这对闽西文学的再度勃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92年之后，我跑遍龙岩、上杭、永定、武平、连城、长汀和漳平几个县市。1995年促成《厦门文学》与《闽西日报》签订“山海协作”的协议，展开文化合作与交流；几个志同道合者还一同策划并连续组织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届的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在全省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
[ 2 ] 《厦门文学》90年代举办过两次文学奖。第一次为“闽南杯全国文学大奖赛征文”。由于我和石狮文化界联系较为密切接触频繁，也认识了王宏榜先生，这是一位喜欢文化的旅菲石狮籍人士。1992年初我经由石狮市文化馆负责人王人秋先生向王宏榜先生提出，请他筹资在《厦门文学》合办一次全国性征文，半年后得到同意的答复，菲律宾的华人文学社团椰风文学社拟与厦门文学杂志社合作此次活动。我拟定了有关的文件，由王人秋先生寄到菲律宾得到认可。1993年春节期间，王宏榜先生回梓探亲，我与他在厦门会晤，他交给我1.5万元，作为征文活动的经费。此次征文尽管经费有限，但还是产生一定的影响，全国各地寄来一百多篇稿件，对闽南作者是一次激励。第二次为“首届厦门――闽西文学创作红炭山杯有奖征文”。1995年底，我在龙岩与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老三届知青朋友陈胜利重逢，他在龙岩矿务局当局长，我向他求赞助举办文学活动，他一口答应。回到厦门后，我拟定有关文件寄去，胜利同意龙岩矿务局和厦门文学杂志社、闽西日报社联合举办此项文学奖，立即拨了数万元。1996年底，评出厦门闽西两地25位作者的22篇获奖作品，这次评奖对两地文学创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厦门文学》的散文也有其令人瞩目的运作。由我总策划并独自编发的三个散文专号最具特色。首个专号即1990年6月“海内外福建作家散文专号”，这是福建第一本本省作家的散文专号，此后，又按此路子推1992年7月和1994年10月的两期“福建作家散文专号”。当时几乎有影响和有实力的福建作家都在这三个专号发表自己的佳作，这样的专号对本省的散文创作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96年6月号，我力主推出新栏目“福建散文界”，旨在进一步提高本省散文的创作水准，多出精品。不能遗忘的是我独自策划并操作的同题散文《结婚那一天》，从1993年5月开始，至1995年12月终止，二年又七个月，发23辑及二回单篇，共81人81篇刊出。这个同题散文的举办，不仅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好评，还使好几家妇女青年杂志仿效，栏目或征文皆用“结婚那一天”这个题目，可见其影响。至90年代中期，《厦门文学》已不满足包容闽南和闽西，它开始了对全省的覆盖，如果说“闽海评论界”因其体裁及作者的特点有较大局限，那么本土作家评介的栏目改为“福建当代作家评介”就有更广阔的空间，它标志着《厦门文学》已把福建作家当作自己的办刊主体，刊物将成为福建作家自己的重要园地。《厦门文学》已被公认是福建省办得最好的在省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
几年来的摸索和实践，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让《厦门文学》在全国文坛产生一定的反响。要达到这个目的，小打小闹无济于事，更关键的是要有全国性的举足轻重的凝聚力极强的行动策划。反复构想，多方商量，征得领导同意，于1996年1月号推出“走向新世纪中国诗歌大展”，聘请郭风、蔡其矫、谢冕、孙绍振、舒婷、刘登翰、俞兆平、王光明、陈仲义担任顾问，我担任主持人，后来又聘请唐晓渡担任特邀主持人。至1998年6月号，历时二年又五个月，著名诗人蔡其矫、舒婷、叶延滨、西川、梅绍静、叶舟、柏桦、马永波、周伦佑、林染、宗鄂、严力、沈奇、简宁、翟永明、王家新、西渡、梁晓明、傅天琳、雷霆、邹静之、周所同、李小雨等全国老中青诗人154人（172人次)参展。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作者之众好诗之多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所罕见，1997年10月的大展专号产生极大反响。大展的成功真是始料未及，《厦门文学》在全国的知名度迅速提高。然而，由于我不再参与刊物的编辑，诗歌大展办至1998年6月号即断档，以各省(区)为专辑安排至12月号已编定的诗稿只能置于我的抽屉里，原来计划至1999年12月结束的诗歌大展中途停止了。“责任编辑谢春池”这样的署名已不再出现于刊物上，我想这是命数。但，我自信“谢春池”这个姓名和“厦门文学”这个刊名是无法被割裂的，因为，《厦门文学》，作为文学载体的生命已深深地融入我的一部分生命，而我文学的生命也已深深地融入《厦门文学》最富生机的那部分生命。况且，我是它的同龄人，我和它是永远的兄弟！
命定不可抗拒！它不在乎于你占有它贴近它操纵它，它也不责怪你放弃它远离它甚至不观望它。假如你不把它当成你，你必定被它占有操纵最终被它否定；假如你把它当成你，即使你放弃、远离，甚至不观望，它和你从来就不会对立而有不变的契合。
我是《厦门文学》的同龄人，这乃今生之幸运！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2月，我50周岁，它也50周岁。我已不年轻，然而，它还年轻。我正迈向老年，然而，我祝愿它比现在更年轻。永恒的文学才是我和它共同的春天，这样的春天使生命美好。
2001年2月
【责任编辑 朱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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